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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人类误判心理学之六：好奇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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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害死猫”。是说好奇心导致的动作是存在风险的。但好奇心带来的好处更大。
百度名片解释：好奇心是个体遇到新奇事物或处在新的外界条件下所产生的注意、操作、提问的心理倾向。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
动机涉及到人类行为的基本源泉、动力和原因，反映人类行为的主动性特征。从个体动机的自发性与目的性看，动机有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分。外在动机由活动之外的目标或奖赏引起，如幼儿对学习活动本身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赢得父母老师的表扬与奖励而进行学习。内在动机则是“一种不依赖外在报偿便能促成某种行为的东西”。布鲁纳主张在教学中应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使幼儿在学习实践中感到愉快。在他看来，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即是好奇心。
我觉得好奇心也跟动物的进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高等动物，生存所依赖的环境更加复杂和苛刻，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并传宗接代，高等动物要学习和掌握的生存技巧要比低等动物复杂多，进化出成为本能的好奇心，使其面临这个风险的世界，不断学习和总结生存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新生的婴儿，牛羊等，对崭新的世界很多事物都充满好奇。
查理.芒格说“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我想大概意思是，保持好奇心，才能不断的学习，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满足于现成的经验、结论，书本上或者权威的言论等。有了探索事物真相和本质的精神，将帮助你我对事物进行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是客观事实和依据，谨慎的态度，而不是已有的结论、误判心理导致的内心的呐喊。
查理.芒格一生对很多事物保持好奇心，比如进化论、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的知识、检查清单和双轨分析思维模式，让他的认知和判断变得客观和理性，并非常善于说“不”。
如果投资是个学科的话。没有其他哪个学科能比投资学科更具有铜臭味，除了博彩以外。
这个领域包含太多的贪婪、恐惧、嫉妒、自大等情绪，并且人人都“会”，没有门槛。这种情况下，探究投资特别是股市的本质的人不多甚至非常少。我喜欢看网上写投资失败的文章，很多人总结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好几条，往往是投机策略的总结，而没有探究股市的本质、投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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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哺乳动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烈的是猿类和猴类。而人类的好奇心又比他的这些近亲强烈得多。在发达的人类文明中，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进知识发展方面的效率。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人的纯粹好奇心推动了数学和科学的发展，而罗马人则对数学或科学几乎没有贡献。罗马人更专注于矿藏、道路和水利等“实用”工程。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这样的机构在许多地方都为数甚少）能够增强人们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
好奇心还能让人们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依然拥有许多乐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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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名片解释：好奇心是个体遇到新奇事物或处在新的外界条件下所产生的注意、操作、提问的心理倾向。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
动机涉及到人类行为的基本源泉、动力和原因，反映人类行为的主动性特征。从个体动机的自发性与目的性看，动机有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分。外在动机由活动之外的目标或奖赏引起，如幼儿对学习活动本身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赢得父母老师的表扬与奖励而进行学习。内在动机则是“一种不依赖外在报偿便能促成某种行为的东西”。布鲁纳主张在教学中应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使幼儿在学习实践中感到愉快。在他看来，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即是好奇心。
我觉得好奇心也跟动物的进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高等动物，生存所依赖的环境更加复杂和苛刻，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并传宗接代，高等动物要学习和掌握的生存技巧要比低等动物复杂多，进化出成为本能的好奇心，使其面临这个风险的世界，不断学习和总结生存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新生的婴儿，牛羊等，对崭新的世界很多事物都充满好奇。
查理.芒格说“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我想大概意思是，保持好奇心，才能不断的学习，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满足于现成的经验、结论，书本上或者权威的言论等。有了探索事物真相和本质的精神，将帮助你我对事物进行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是客观事实和依据，谨慎的态度，而不是已有的结论、误判心理导致的内心的呐喊。
查理.芒格一生对很多事物保持好奇心，比如进化论、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的知识、检查清单和双轨分析思维模式，让他的认知和判断变得客观和理性，并非常善于说“不”。
如果投资是个学科的话。没有其他哪个学科能比投资学科更具有铜臭味，除了博彩以外。
这个领域包含太多的贪婪、恐惧、嫉妒、自大等情绪，并且人人都“会”，没有门槛。这种情况下，探究投资特别是股市的本质的人不多甚至非常少。我喜欢看网上写投资失败的文章，很多人总结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好几条，往往是投机策略的总结，而没有探究股市的本质、投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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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哺乳动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烈的是猿类和猴类。而人类的好奇心又比他的这些近亲强烈得多。在发达的人类文明中，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进知识发展方面的效率。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人的纯粹好奇心推动了数学和科学的发展，而罗马人则对数学或科学几乎没有贡献。罗马人更专注于矿藏、道路和水利等“实用”工程。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这样的机构在许多地方都为数甚少）能够增强人们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
好奇心还能让人们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依然拥有许多乐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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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害死猫”。是说好奇心导致的动作是存在风险的。但好奇心带来的好处更大。
百度名片解释：好奇心是个体遇到新奇事物或处在新的外界条件下所产生的注意、操作、提问的心理倾向。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
动机涉及到人类行为的基本源泉、动力和原因，反映人类行为的主动性特征。从个体动机的自发性与目的性看，动机有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分。外在动机由活动之外的目标或奖赏引起，如幼儿对学习活动本身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赢得父母老师的表扬与奖励而进行学习。内在动机则是“一种不依赖外在报偿便能促成某种行为的东西”。布鲁纳主张在教学中应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使幼儿在学习实践中感到愉快。在他看来，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即是好奇心。
我觉得好奇心也跟动物的进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高等动物，生存所依赖的环境更加复杂和苛刻，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并传宗接代，高等动物要学习和掌握的生存技巧要比低等动物复杂多，进化出成为本能的好奇心，使其面临这个风险的世界，不断学习和总结生存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新生的婴儿，牛羊等，对崭新的世界很多事物都充满好奇。
查理.芒格说“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我想大概意思是，保持好奇心，才能不断的学习，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满足于现成的经验、结论，书本上或者权威的言论等。有了探索事物真相和本质的精神，将帮助你我对事物进行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是客观事实和依据，谨慎的态度，而不是已有的结论、误判心理导致的内心的呐喊。
查理.芒格一生对很多事物保持好奇心，比如进化论、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的知识、检查清单和双轨分析思维模式，让他的认知和判断变得客观和理性，并非常善于说“不”。
如果投资是个学科的话。没有其他哪个学科能比投资学科更具有铜臭味，除了博彩以外。
这个领域包含太多的贪婪、恐惧、嫉妒、自大等情绪，并且人人都“会”，没有门槛。这种情况下，探究投资特别是股市的本质的人不多甚至非常少。我喜欢看网上写投资失败的文章，很多人总结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好几条，往往是投机策略的总结，而没有探究股市的本质、投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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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哺乳动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烈的是猿类和猴类。而人类的好奇心又比他的这些近亲强烈得多。在发达的人类文明中，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进知识发展方面的效率。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人的纯粹好奇心推动了数学和科学的发展，而罗马人则对数学或科学几乎没有贡献。罗马人更专注于矿藏、道路和水利等“实用”工程。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这样的机构在许多地方都为数甚少）能够增强人们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
好奇心还能让人们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依然拥有许多乐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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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涉及到人类行为的基本源泉、动力和原因，反映人类行为的主动性特征。从个体动机的自发性与目的性看，动机有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分。外在动机由活动之外的目标或奖赏引起，如幼儿对学习活动本身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赢得父母老师的表扬与奖励而进行学习。内在动机则是“一种不依赖外在报偿便能促成某种行为的东西”。布鲁纳主张在教学中应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使幼儿在学习实践中感到愉快。在他看来，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即是好奇心。
我觉得好奇心也跟动物的进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高等动物，生存所依赖的环境更加复杂和苛刻，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并传宗接代，高等动物要学习和掌握的生存技巧要比低等动物复杂多，进化出成为本能的好奇心，使其面临这个风险的世界，不断学习和总结生存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新生的婴儿，牛羊等，对崭新的世界很多事物都充满好奇。
查理.芒格说“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我想大概意思是，保持好奇心，才能不断的学习，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满足于现成的经验、结论，书本上或者权威的言论等。有了探索事物真相和本质的精神，将帮助你我对事物进行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是客观事实和依据，谨慎的态度，而不是已有的结论、误判心理导致的内心的呐喊。
查理.芒格一生对很多事物保持好奇心，比如进化论、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的知识、检查清单和双轨分析思维模式，让他的认知和判断变得客观和理性，并非常善于说“不”。
如果投资是个学科的话。没有其他哪个学科能比投资学科更具有铜臭味，除了博彩以外。
这个领域包含太多的贪婪、恐惧、嫉妒、自大等情绪，并且人人都“会”，没有门槛。这种情况下，探究投资特别是股市的本质的人不多甚至非常少。我喜欢看网上写投资失败的文章，很多人总结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好几条，往往是投机策略的总结，而没有探究股市的本质、投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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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哺乳动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烈的是猿类和猴类。而人类的好奇心又比他的这些近亲强烈得多。在发达的人类文明中，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进知识发展方面的效率。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人的纯粹好奇心推动了数学和科学的发展，而罗马人则对数学或科学几乎没有贡献。罗马人更专注于矿藏、道路和水利等“实用”工程。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这样的机构在许多地方都为数甚少）能够增强人们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
好奇心还能让人们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依然拥有许多乐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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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人类误判心理学之五：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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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说的很是精辟。
前几年，看到查理.芒格关于“避免不一致倾向”的描述，我进一步明白绝大多数人反对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有深层的心理原因。
一方面，很多人在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最先看到听到就是“技术分析”、“波浪理论”等，比如很多人刚开户就使用“大智慧”软件，那是满眼的K线、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很多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就是这种思路的错误或漏洞再多，或者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多人也并不去怀疑。接受巴菲特的投资思想跟他们以前的认知相矛盾，避免不一致的倾向往往会起到排斥作用，特别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是经过投入大量心血、汗水才获得的，更是如此，要是这种认知带来的并不都是失败，也有经常性的“成功”，就更难改变了。所以，像但斌、杨宝忠等对自己的投资思想做了重大改变的人，数量很少。
另一方面，很多人本来对中国政府金融管理甚至整个政府都严重不满，中国股市刚成立时候，的确是为了国有企业融资脱困的。对他们来说基本所有的企业上市就是来“圈”钱的，财务报表都是不真实的，中国的股市根本没有价值，到处存在陷阱和欺骗，没有办法进行价值投资。因为已有的思想存在，他们会根本上忽略上市企业中优秀的公司（虽然不多，但肯定有），并不认同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的投资策略。因为固有的思想，他们宁愿选择纯粹的投机。
单一的心理因素的威力往往有限，但避免不一致倾向与奖励惩罚超级反应倾向、避免怀疑倾向等同时起作用并方向一致时，产生效果将强烈的多。在保险公司促销人员、基金产品销售人员、电视上经常播放的股评节目的很多嘉宾等，他们说的很多谬误和误导的结论，往往并不是他们故意欺骗你。因为他们的身份，时间久了他们做符合自己身份所做的事，往往不会怀疑结论是否合理、准确性有多少、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等；因为他们的奖励惩罚跟他们做的事有关系，他们更倾向于从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太容易相信他们，我们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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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为了节省运算空间，人类的大脑会不愿意作出改变。这是一种避免不一致性的形式。在所有的人类习惯中，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没几个人能够列出许多他们已经改掉的坏习惯，而有些人哪怕连一个都列举不出来。与此相反，几乎每个人都有大量持续很久的坏习惯，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习惯不好。考虑到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我们说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狄更斯的《圣诞欢歌》中，可怜的雅各布·马里的鬼魂说：“我戴着我在生活中锻造的锁链。”他说的锁链就是那些起初轻微得难以察觉，在察觉之后又牢固得无法打破的习惯。
在生活中维持许多好习惯，避免或者戒除许多坏习惯，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能够帮助人们过上明智生活的伟大原则同样来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一盎司的预防比一磅的治疗更值钱。”富兰克林这句话的部分含义是，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存在，防止一种习惯的养成要比改变它容易得多。
大脑的抗改变倾向还使得人们倾向于保留如下几种东西的原样：以前的结论、忠诚度、身份、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伴随着快速消除怀疑倾向的抗改变模式，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猜想这种抗改变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当人类的远祖还是动物的时候，迅速作出决定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抗改变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作出决定。
（2）它使得我们的远祖能够通过群体协作而获得生存优势，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地改变，那么群体协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3）从人类刚开始识字到今天拥有复杂的现代生活，中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是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如果任由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拒绝改变这种决定的倾向相结合，将会使现代人的认知出现大量的错误。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曾和许多冥顽不灵的人打过交道，那些人死抱着他们在小时候形成的错误观念，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起的糟糕决定所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所以我们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来对付它。例如，在作出决定之前，法官和陪审团必须先聆听辩方的长篇大论，让辩方列举证据为自身辩护。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在判决的时候犯“第一结论偏见”的错误。同样地，其他现代决策者通常要求各种团体在作出决定之前考虑反方的意见。
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提高认知能力的漫长过程，以便我们变得足够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摧毁那些因拒绝改变倾向而被保留的错误想法。正如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的凯恩斯爵士（John Keynes）谈及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凯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人类头脑强烈地趋向于与此相同的结果。
所以人们倾向于积累大量僵化的结论和态度，而且并不经常去检查，更不会去改变，即便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院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曾经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应该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的惟一人选。但自然科学院系也有人坚持错误的旧观点，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没那么严重。在这方面，诺贝尔奖得主、普朗克常数的发现者马克斯·普朗克最有发言权。
普朗克不但以科学研究闻名，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甚至在物理学领域，激进的新思想也很少被旧卫士所接受。与此相反，普朗克说，惟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较少受到旧理论毒害的他们才能接受新理论。实际上，这种“脑梗阻”的情况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爱因斯坦身上。处在巅峰期的爱因斯坦非常善于摧毁他自己的思想，但是爱因斯坦晚年却从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结论偏见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训练自己努力考虑任何有可能证伪他的假说的证据，尤其是在他认为他的假说特别出色时更是如此。与达尔文相反的做法现在被称为“确认偏见”，这是一个贬义词。达尔文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会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犯认知错误。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心理学洞见一旦被正确地使用，就能够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有所贡献。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例如，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不会表现出与他们的公共责任、新的或旧的公共认同等不一致的行动，而是会忠于职守，扮演好牧师、医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师、职员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将会提高他们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毕竟，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却又为之作出重大牺牲，那他们的行为将会显得和他们的思想很不一致。所以文明社会发明了许多庄严肃穆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开举行的，能够让新成员更加忠心。
庄严的仪式能够强化好的关系，也能够强化坏的关系。黑手党新成员因为“投名状”而对组织更加忠诚，德国军官因为“血誓”而对希特勒更加忠心，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发的后果。此外，这种倾向通常会使人们成为被某些有心机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够通过激发别人潜意识中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博取对方的好感。很少有人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精于此道。本杰明·富兰克林原本是费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时他想得到某个重要人
物的垂青，于是经常设法请那个人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比如说借一本书给他之类的。从那以后，那个大人物就更加欣赏和信任富兰克林了，因为一个不值得欣赏、不值得信任的富兰克林与他借书给富兰克林的行为中暗示的赞许并不一致。
富兰克林这种操纵别人帮自己忙、从而令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过来使用，也会产生非常变态的效果。如果有个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伤害另外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贬低甚至憎恨那个人。这种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效应解释了那句谚语所含的道理：“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这种效应也解释了监狱中的看守和囚犯势不两立的现象。许多看守会虐待囚犯，这种做法使他们更加讨厌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当做畜牲一样的
囚犯又会反过来仇视看守。若要消除监狱中囚犯和看守之间相互敌视的心理，狱方应该持续不断地致力于：（1）从一开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现象出现时要立刻予以制止，因为它会像瘟疫那样蔓延扩散。如果在更有远见的教育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认知，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提高美国军队的整体效率。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是如此强大，乃至一个人只要假装拥有某种身份、习惯或者结论，他自己通常就会信以为真。因而，许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麦王子。许多装好人的伪善者的道德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许多假装公正无私的法官和陪审团确实会做到公正无私；许多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观点的鼓吹者最后会相信他们从前只是假装相信的东西。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了“维持现状倾向”，给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它也带来了许多好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导致教师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识教给学生。所以临床医学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先看，后做，再教”的原则，只有自己看过和做过的，才能教给别人。当然，教育过程有能力影响教师认知，这未必总是对社会有益。当这种能力流入政见传播和邪教教义传播时，通常会给社会造成糟糕的影响。
例如，当年轻的学生被灌输了值得怀疑的政治理念，然后热诚地将这些理念推销给我们其他人时，现代教育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种推销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但是学生会把他们所推销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从而受到了永久的伤害。我认为那些有这种风气的教育机构是很不负责任的。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给他的头脑套上一些锁链，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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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看到查理.芒格关于“避免不一致倾向”的描述，我进一步明白绝大多数人反对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有深层的心理原因。
一方面，很多人在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最先看到听到就是“技术分析”、“波浪理论”等，比如很多人刚开户就使用“大智慧”软件，那是满眼的K线、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很多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就是这种思路的错误或漏洞再多，或者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多人也并不去怀疑。接受巴菲特的投资思想跟他们以前的认知相矛盾，避免不一致的倾向往往会起到排斥作用，特别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是经过投入大量心血、汗水才获得的，更是如此，要是这种认知带来的并不都是失败，也有经常性的“成功”，就更难改变了。所以，像但斌、杨宝忠等对自己的投资思想做了重大改变的人，数量很少。
另一方面，很多人本来对中国政府金融管理甚至整个政府都严重不满，中国股市刚成立时候，的确是为了国有企业融资脱困的。对他们来说基本所有的企业上市就是来“圈”钱的，财务报表都是不真实的，中国的股市根本没有价值，到处存在陷阱和欺骗，没有办法进行价值投资。因为已有的思想存在，他们会根本上忽略上市企业中优秀的公司（虽然不多，但肯定有），并不认同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的投资策略。因为固有的思想，他们宁愿选择纯粹的投机。
单一的心理因素的威力往往有限，但避免不一致倾向与奖励惩罚超级反应倾向、避免怀疑倾向等同时起作用并方向一致时，产生效果将强烈的多。在保险公司促销人员、基金产品销售人员、电视上经常播放的股评节目的很多嘉宾等，他们说的很多谬误和误导的结论，往往并不是他们故意欺骗你。因为他们的身份，时间久了他们做符合自己身份所做的事，往往不会怀疑结论是否合理、准确性有多少、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等；因为他们的奖励惩罚跟他们做的事有关系，他们更倾向于从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太容易相信他们，我们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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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为了节省运算空间，人类的大脑会不愿意作出改变。这是一种避免不一致性的形式。在所有的人类习惯中，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没几个人能够列出许多他们已经改掉的坏习惯，而有些人哪怕连一个都列举不出来。与此相反，几乎每个人都有大量持续很久的坏习惯，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习惯不好。考虑到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我们说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狄更斯的《圣诞欢歌》中，可怜的雅各布·马里的鬼魂说：“我戴着我在生活中锻造的锁链。”他说的锁链就是那些起初轻微得难以察觉，在察觉之后又牢固得无法打破的习惯。
在生活中维持许多好习惯，避免或者戒除许多坏习惯，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能够帮助人们过上明智生活的伟大原则同样来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一盎司的预防比一磅的治疗更值钱。”富兰克林这句话的部分含义是，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存在，防止一种习惯的养成要比改变它容易得多。
大脑的抗改变倾向还使得人们倾向于保留如下几种东西的原样：以前的结论、忠诚度、身份、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伴随着快速消除怀疑倾向的抗改变模式，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猜想这种抗改变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当人类的远祖还是动物的时候，迅速作出决定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抗改变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作出决定。
（2）它使得我们的远祖能够通过群体协作而获得生存优势，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地改变，那么群体协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3）从人类刚开始识字到今天拥有复杂的现代生活，中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是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如果任由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拒绝改变这种决定的倾向相结合，将会使现代人的认知出现大量的错误。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曾和许多冥顽不灵的人打过交道，那些人死抱着他们在小时候形成的错误观念，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起的糟糕决定所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所以我们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来对付它。例如，在作出决定之前，法官和陪审团必须先聆听辩方的长篇大论，让辩方列举证据为自身辩护。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在判决的时候犯“第一结论偏见”的错误。同样地，其他现代决策者通常要求各种团体在作出决定之前考虑反方的意见。
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提高认知能力的漫长过程，以便我们变得足够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摧毁那些因拒绝改变倾向而被保留的错误想法。正如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的凯恩斯爵士（John Keynes）谈及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凯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人类头脑强烈地趋向于与此相同的结果。
所以人们倾向于积累大量僵化的结论和态度，而且并不经常去检查，更不会去改变，即便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院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曾经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应该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的惟一人选。但自然科学院系也有人坚持错误的旧观点，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没那么严重。在这方面，诺贝尔奖得主、普朗克常数的发现者马克斯·普朗克最有发言权。
普朗克不但以科学研究闻名，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甚至在物理学领域，激进的新思想也很少被旧卫士所接受。与此相反，普朗克说，惟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较少受到旧理论毒害的他们才能接受新理论。实际上，这种“脑梗阻”的情况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爱因斯坦身上。处在巅峰期的爱因斯坦非常善于摧毁他自己的思想，但是爱因斯坦晚年却从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结论偏见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训练自己努力考虑任何有可能证伪他的假说的证据，尤其是在他认为他的假说特别出色时更是如此。与达尔文相反的做法现在被称为“确认偏见”，这是一个贬义词。达尔文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会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犯认知错误。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心理学洞见一旦被正确地使用，就能够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有所贡献。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例如，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不会表现出与他们的公共责任、新的或旧的公共认同等不一致的行动，而是会忠于职守，扮演好牧师、医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师、职员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将会提高他们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毕竟，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却又为之作出重大牺牲，那他们的行为将会显得和他们的思想很不一致。所以文明社会发明了许多庄严肃穆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开举行的，能够让新成员更加忠心。
庄严的仪式能够强化好的关系，也能够强化坏的关系。黑手党新成员因为“投名状”而对组织更加忠诚，德国军官因为“血誓”而对希特勒更加忠心，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发的后果。此外，这种倾向通常会使人们成为被某些有心机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够通过激发别人潜意识中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博取对方的好感。很少有人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精于此道。本杰明·富兰克林原本是费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时他想得到某个重要人
物的垂青，于是经常设法请那个人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比如说借一本书给他之类的。从那以后，那个大人物就更加欣赏和信任富兰克林了，因为一个不值得欣赏、不值得信任的富兰克林与他借书给富兰克林的行为中暗示的赞许并不一致。
富兰克林这种操纵别人帮自己忙、从而令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过来使用，也会产生非常变态的效果。如果有个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伤害另外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贬低甚至憎恨那个人。这种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效应解释了那句谚语所含的道理：“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这种效应也解释了监狱中的看守和囚犯势不两立的现象。许多看守会虐待囚犯，这种做法使他们更加讨厌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当做畜牲一样的
囚犯又会反过来仇视看守。若要消除监狱中囚犯和看守之间相互敌视的心理，狱方应该持续不断地致力于：（1）从一开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现象出现时要立刻予以制止，因为它会像瘟疫那样蔓延扩散。如果在更有远见的教育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认知，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提高美国军队的整体效率。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是如此强大，乃至一个人只要假装拥有某种身份、习惯或者结论，他自己通常就会信以为真。因而，许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麦王子。许多装好人的伪善者的道德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许多假装公正无私的法官和陪审团确实会做到公正无私；许多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观点的鼓吹者最后会相信他们从前只是假装相信的东西。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了“维持现状倾向”，给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它也带来了许多好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导致教师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识教给学生。所以临床医学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先看，后做，再教”的原则，只有自己看过和做过的，才能教给别人。当然，教育过程有能力影响教师认知，这未必总是对社会有益。当这种能力流入政见传播和邪教教义传播时，通常会给社会造成糟糕的影响。
例如，当年轻的学生被灌输了值得怀疑的政治理念，然后热诚地将这些理念推销给我们其他人时，现代教育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种推销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但是学生会把他们所推销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从而受到了永久的伤害。我认为那些有这种风气的教育机构是很不负责任的。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给他的头脑套上一些锁链，这是很重要的。
荣令睿 查看全部
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说的很是精辟。
前几年，看到查理.芒格关于“避免不一致倾向”的描述，我进一步明白绝大多数人反对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有深层的心理原因。
一方面，很多人在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最先看到听到就是“技术分析”、“波浪理论”等，比如很多人刚开户就使用“大智慧”软件，那是满眼的K线、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很多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就是这种思路的错误或漏洞再多，或者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多人也并不去怀疑。接受巴菲特的投资思想跟他们以前的认知相矛盾，避免不一致的倾向往往会起到排斥作用，特别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是经过投入大量心血、汗水才获得的，更是如此，要是这种认知带来的并不都是失败，也有经常性的“成功”，就更难改变了。所以，像但斌、杨宝忠等对自己的投资思想做了重大改变的人，数量很少。
另一方面，很多人本来对中国政府金融管理甚至整个政府都严重不满，中国股市刚成立时候，的确是为了国有企业融资脱困的。对他们来说基本所有的企业上市就是来“圈”钱的，财务报表都是不真实的，中国的股市根本没有价值，到处存在陷阱和欺骗，没有办法进行价值投资。因为已有的思想存在，他们会根本上忽略上市企业中优秀的公司（虽然不多，但肯定有），并不认同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的投资策略。因为固有的思想，他们宁愿选择纯粹的投机。
单一的心理因素的威力往往有限，但避免不一致倾向与奖励惩罚超级反应倾向、避免怀疑倾向等同时起作用并方向一致时，产生效果将强烈的多。在保险公司促销人员、基金产品销售人员、电视上经常播放的股评节目的很多嘉宾等，他们说的很多谬误和误导的结论，往往并不是他们故意欺骗你。因为他们的身份，时间久了他们做符合自己身份所做的事，往往不会怀疑结论是否合理、准确性有多少、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等；因为他们的奖励惩罚跟他们做的事有关系，他们更倾向于从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太容易相信他们，我们就错了。
==================================
查理.芒格
为了节省运算空间，人类的大脑会不愿意作出改变。这是一种避免不一致性的形式。在所有的人类习惯中，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没几个人能够列出许多他们已经改掉的坏习惯，而有些人哪怕连一个都列举不出来。与此相反，几乎每个人都有大量持续很久的坏习惯，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习惯不好。考虑到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我们说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狄更斯的《圣诞欢歌》中，可怜的雅各布·马里的鬼魂说：“我戴着我在生活中锻造的锁链。”他说的锁链就是那些起初轻微得难以察觉，在察觉之后又牢固得无法打破的习惯。
在生活中维持许多好习惯，避免或者戒除许多坏习惯，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能够帮助人们过上明智生活的伟大原则同样来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一盎司的预防比一磅的治疗更值钱。”富兰克林这句话的部分含义是，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存在，防止一种习惯的养成要比改变它容易得多。
大脑的抗改变倾向还使得人们倾向于保留如下几种东西的原样：以前的结论、忠诚度、身份、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伴随着快速消除怀疑倾向的抗改变模式，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猜想这种抗改变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当人类的远祖还是动物的时候，迅速作出决定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抗改变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作出决定。
（2）它使得我们的远祖能够通过群体协作而获得生存优势，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地改变，那么群体协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3）从人类刚开始识字到今天拥有复杂的现代生活，中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是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如果任由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拒绝改变这种决定的倾向相结合，将会使现代人的认知出现大量的错误。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曾和许多冥顽不灵的人打过交道，那些人死抱着他们在小时候形成的错误观念，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起的糟糕决定所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所以我们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来对付它。例如，在作出决定之前，法官和陪审团必须先聆听辩方的长篇大论，让辩方列举证据为自身辩护。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在判决的时候犯“第一结论偏见”的错误。同样地，其他现代决策者通常要求各种团体在作出决定之前考虑反方的意见。
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提高认知能力的漫长过程，以便我们变得足够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摧毁那些因拒绝改变倾向而被保留的错误想法。正如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的凯恩斯爵士（John Keynes）谈及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凯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人类头脑强烈地趋向于与此相同的结果。
所以人们倾向于积累大量僵化的结论和态度，而且并不经常去检查，更不会去改变，即便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院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曾经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应该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的惟一人选。但自然科学院系也有人坚持错误的旧观点，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没那么严重。在这方面，诺贝尔奖得主、普朗克常数的发现者马克斯·普朗克最有发言权。
普朗克不但以科学研究闻名，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甚至在物理学领域，激进的新思想也很少被旧卫士所接受。与此相反，普朗克说，惟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较少受到旧理论毒害的他们才能接受新理论。实际上，这种“脑梗阻”的情况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爱因斯坦身上。处在巅峰期的爱因斯坦非常善于摧毁他自己的思想，但是爱因斯坦晚年却从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结论偏见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训练自己努力考虑任何有可能证伪他的假说的证据，尤其是在他认为他的假说特别出色时更是如此。与达尔文相反的做法现在被称为“确认偏见”，这是一个贬义词。达尔文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会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犯认知错误。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心理学洞见一旦被正确地使用，就能够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有所贡献。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例如，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不会表现出与他们的公共责任、新的或旧的公共认同等不一致的行动，而是会忠于职守，扮演好牧师、医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师、职员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将会提高他们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毕竟，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却又为之作出重大牺牲，那他们的行为将会显得和他们的思想很不一致。所以文明社会发明了许多庄严肃穆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开举行的，能够让新成员更加忠心。
庄严的仪式能够强化好的关系，也能够强化坏的关系。黑手党新成员因为“投名状”而对组织更加忠诚，德国军官因为“血誓”而对希特勒更加忠心，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发的后果。此外，这种倾向通常会使人们成为被某些有心机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够通过激发别人潜意识中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博取对方的好感。很少有人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精于此道。本杰明·富兰克林原本是费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时他想得到某个重要人
物的垂青，于是经常设法请那个人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比如说借一本书给他之类的。从那以后，那个大人物就更加欣赏和信任富兰克林了，因为一个不值得欣赏、不值得信任的富兰克林与他借书给富兰克林的行为中暗示的赞许并不一致。
富兰克林这种操纵别人帮自己忙、从而令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过来使用，也会产生非常变态的效果。如果有个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伤害另外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贬低甚至憎恨那个人。这种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效应解释了那句谚语所含的道理：“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这种效应也解释了监狱中的看守和囚犯势不两立的现象。许多看守会虐待囚犯，这种做法使他们更加讨厌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当做畜牲一样的
囚犯又会反过来仇视看守。若要消除监狱中囚犯和看守之间相互敌视的心理，狱方应该持续不断地致力于：（1）从一开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现象出现时要立刻予以制止，因为它会像瘟疫那样蔓延扩散。如果在更有远见的教育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认知，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提高美国军队的整体效率。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是如此强大，乃至一个人只要假装拥有某种身份、习惯或者结论，他自己通常就会信以为真。因而，许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麦王子。许多装好人的伪善者的道德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许多假装公正无私的法官和陪审团确实会做到公正无私；许多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观点的鼓吹者最后会相信他们从前只是假装相信的东西。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了“维持现状倾向”，给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它也带来了许多好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导致教师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识教给学生。所以临床医学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先看，后做，再教”的原则，只有自己看过和做过的，才能教给别人。当然，教育过程有能力影响教师认知，这未必总是对社会有益。当这种能力流入政见传播和邪教教义传播时，通常会给社会造成糟糕的影响。
例如，当年轻的学生被灌输了值得怀疑的政治理念，然后热诚地将这些理念推销给我们其他人时，现代教育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种推销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但是学生会把他们所推销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从而受到了永久的伤害。我认为那些有这种风气的教育机构是很不负责任的。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给他的头脑套上一些锁链，这是很重要的。
荣令睿
前几年，看到查理.芒格关于“避免不一致倾向”的描述，我进一步明白绝大多数人反对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有深层的心理原因。
一方面，很多人在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最先看到听到就是“技术分析”、“波浪理论”等，比如很多人刚开户就使用“大智慧”软件，那是满眼的K线、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很多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就是这种思路的错误或漏洞再多，或者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多人也并不去怀疑。接受巴菲特的投资思想跟他们以前的认知相矛盾，避免不一致的倾向往往会起到排斥作用，特别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是经过投入大量心血、汗水才获得的，更是如此，要是这种认知带来的并不都是失败，也有经常性的“成功”，就更难改变了。所以，像但斌、杨宝忠等对自己的投资思想做了重大改变的人，数量很少。
另一方面，很多人本来对中国政府金融管理甚至整个政府都严重不满，中国股市刚成立时候，的确是为了国有企业融资脱困的。对他们来说基本所有的企业上市就是来“圈”钱的，财务报表都是不真实的，中国的股市根本没有价值，到处存在陷阱和欺骗，没有办法进行价值投资。因为已有的思想存在，他们会根本上忽略上市企业中优秀的公司（虽然不多，但肯定有），并不认同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的投资策略。因为固有的思想，他们宁愿选择纯粹的投机。
单一的心理因素的威力往往有限，但避免不一致倾向与奖励惩罚超级反应倾向、避免怀疑倾向等同时起作用并方向一致时，产生效果将强烈的多。在保险公司促销人员、基金产品销售人员、电视上经常播放的股评节目的很多嘉宾等，他们说的很多谬误和误导的结论，往往并不是他们故意欺骗你。因为他们的身份，时间久了他们做符合自己身份所做的事，往往不会怀疑结论是否合理、准确性有多少、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等；因为他们的奖励惩罚跟他们做的事有关系，他们更倾向于从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太容易相信他们，我们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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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为了节省运算空间，人类的大脑会不愿意作出改变。这是一种避免不一致性的形式。在所有的人类习惯中，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没几个人能够列出许多他们已经改掉的坏习惯，而有些人哪怕连一个都列举不出来。与此相反，几乎每个人都有大量持续很久的坏习惯，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习惯不好。考虑到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我们说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狄更斯的《圣诞欢歌》中，可怜的雅各布·马里的鬼魂说：“我戴着我在生活中锻造的锁链。”他说的锁链就是那些起初轻微得难以察觉，在察觉之后又牢固得无法打破的习惯。
在生活中维持许多好习惯，避免或者戒除许多坏习惯，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能够帮助人们过上明智生活的伟大原则同样来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一盎司的预防比一磅的治疗更值钱。”富兰克林这句话的部分含义是，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存在，防止一种习惯的养成要比改变它容易得多。
大脑的抗改变倾向还使得人们倾向于保留如下几种东西的原样：以前的结论、忠诚度、身份、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伴随着快速消除怀疑倾向的抗改变模式，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猜想这种抗改变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当人类的远祖还是动物的时候，迅速作出决定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抗改变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作出决定。
（2）它使得我们的远祖能够通过群体协作而获得生存优势，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地改变，那么群体协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3）从人类刚开始识字到今天拥有复杂的现代生活，中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是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如果任由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拒绝改变这种决定的倾向相结合，将会使现代人的认知出现大量的错误。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曾和许多冥顽不灵的人打过交道，那些人死抱着他们在小时候形成的错误观念，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起的糟糕决定所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所以我们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来对付它。例如，在作出决定之前，法官和陪审团必须先聆听辩方的长篇大论，让辩方列举证据为自身辩护。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在判决的时候犯“第一结论偏见”的错误。同样地，其他现代决策者通常要求各种团体在作出决定之前考虑反方的意见。
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提高认知能力的漫长过程，以便我们变得足够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摧毁那些因拒绝改变倾向而被保留的错误想法。正如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的凯恩斯爵士（John Keynes）谈及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凯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人类头脑强烈地趋向于与此相同的结果。
所以人们倾向于积累大量僵化的结论和态度，而且并不经常去检查，更不会去改变，即便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院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曾经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应该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的惟一人选。但自然科学院系也有人坚持错误的旧观点，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没那么严重。在这方面，诺贝尔奖得主、普朗克常数的发现者马克斯·普朗克最有发言权。
普朗克不但以科学研究闻名，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甚至在物理学领域，激进的新思想也很少被旧卫士所接受。与此相反，普朗克说，惟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较少受到旧理论毒害的他们才能接受新理论。实际上，这种“脑梗阻”的情况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爱因斯坦身上。处在巅峰期的爱因斯坦非常善于摧毁他自己的思想，但是爱因斯坦晚年却从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结论偏见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训练自己努力考虑任何有可能证伪他的假说的证据，尤其是在他认为他的假说特别出色时更是如此。与达尔文相反的做法现在被称为“确认偏见”，这是一个贬义词。达尔文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会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犯认知错误。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心理学洞见一旦被正确地使用，就能够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有所贡献。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例如，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不会表现出与他们的公共责任、新的或旧的公共认同等不一致的行动，而是会忠于职守，扮演好牧师、医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师、职员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将会提高他们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毕竟，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却又为之作出重大牺牲，那他们的行为将会显得和他们的思想很不一致。所以文明社会发明了许多庄严肃穆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开举行的，能够让新成员更加忠心。
庄严的仪式能够强化好的关系，也能够强化坏的关系。黑手党新成员因为“投名状”而对组织更加忠诚，德国军官因为“血誓”而对希特勒更加忠心，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发的后果。此外，这种倾向通常会使人们成为被某些有心机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够通过激发别人潜意识中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博取对方的好感。很少有人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精于此道。本杰明·富兰克林原本是费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时他想得到某个重要人
物的垂青，于是经常设法请那个人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比如说借一本书给他之类的。从那以后，那个大人物就更加欣赏和信任富兰克林了，因为一个不值得欣赏、不值得信任的富兰克林与他借书给富兰克林的行为中暗示的赞许并不一致。
富兰克林这种操纵别人帮自己忙、从而令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过来使用，也会产生非常变态的效果。如果有个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伤害另外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贬低甚至憎恨那个人。这种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效应解释了那句谚语所含的道理：“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这种效应也解释了监狱中的看守和囚犯势不两立的现象。许多看守会虐待囚犯，这种做法使他们更加讨厌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当做畜牲一样的
囚犯又会反过来仇视看守。若要消除监狱中囚犯和看守之间相互敌视的心理，狱方应该持续不断地致力于：（1）从一开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现象出现时要立刻予以制止，因为它会像瘟疫那样蔓延扩散。如果在更有远见的教育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认知，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提高美国军队的整体效率。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是如此强大，乃至一个人只要假装拥有某种身份、习惯或者结论，他自己通常就会信以为真。因而，许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麦王子。许多装好人的伪善者的道德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许多假装公正无私的法官和陪审团确实会做到公正无私；许多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观点的鼓吹者最后会相信他们从前只是假装相信的东西。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了“维持现状倾向”，给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它也带来了许多好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导致教师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识教给学生。所以临床医学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先看，后做，再教”的原则，只有自己看过和做过的，才能教给别人。当然，教育过程有能力影响教师认知，这未必总是对社会有益。当这种能力流入政见传播和邪教教义传播时，通常会给社会造成糟糕的影响。
例如，当年轻的学生被灌输了值得怀疑的政治理念，然后热诚地将这些理念推销给我们其他人时，现代教育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种推销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但是学生会把他们所推销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从而受到了永久的伤害。我认为那些有这种风气的教育机构是很不负责任的。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给他的头脑套上一些锁链，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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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人类误判心理学之四：避免怀疑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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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对“避免怀疑倾向”的分析，主要举了宗教的例子。刚毕业时我租房的房东是基督教徒，信奉耶稣。那一年，我有很多时候跟他争论“进化论”，很多东西根本辩论不清楚，总拿“进化论”不能解释的现象来批判，而根本不怀疑自己信奉“上帝”的存在。几年后，我爱人跟我说在路上见到他们夫妇了，他们说会把房子卖掉，再买一个小点的房子，这样可以剩一笔钱，用来去国外学习神学，他们给自己孩子取名叫约纳。这是我对宗教力量的一次体会。让他们坚持自己信仰是对的，进化论是错误的，避免怀疑的倾向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我常说，男人要是拿出买汽车的态度、女人要是拿出买衣服的态度，来进行投资，选择股票，比如选择品牌、研究质量、分析价格等，这样做会比他们分析K线、打听消息的结果好的多。但淹没在复杂的市场里，贪婪、恐惧、嫉妒、错过的后悔、盈利的得意、亏损的懊恼无时不在。特别是在这种困惑和压力环境下，更容易产生避免怀疑的倾向，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路、去调研去分析，而是匆忙买入卖出。
最近看的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可以简单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时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1的诸多能力当中包括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其他动物的本能一样。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
系统1速度快，并能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受不到大脑在运转，只用系统1就做的差不多够好了。但我们经常会遇到系统1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进行“17×24”这样的运算。两个系统这样分工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系统1在熟悉的情况下采取的模式是精确的，遇到挑战时做出的第一反应也是迅速且基本恰当的。
然而，系统1存在成见，在很多的特定的情况下，这一系统易犯错误。你会发现这个系统有时候会将原本较难的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对于逻辑学和统计学问题，它几乎一无所知。系统1还有个更大的局限，即我们无法关闭它。如果系统2代表理性、严谨思考的话，系统1会经常过来捣乱。
我写过《兴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成了吸金黑洞》里的心理因素一文里，就算彭先生当时已经对产品和合同产生了怀疑，也不过是灵光一闪，在当时的压力场景下他很快消除了怀疑。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有时候上当、受广告或者推销员的诱惑时，我们往往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而是有怀疑的念头，但很快就消失了。我们需要一套方法工具，当出现类似的状态时，能仍我们停下来冷静一下，在投资方法上，我们也要适当推迟自己的决定，如果发现机会并马上做出反应进行决策，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让系统1冷静下来，把做决策的大棒交系统2，不要担心错过机会，瞬间就消失的机会不是机会。
========================================
查理.芒格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作出决定，以此消除怀疑的倾向。
这很容易理解，进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促使动物倾向于尽快清除怀疑。毕竟，对于一只受到进攻者威胁的猎物来说，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类的远祖也是动物，这种避免怀疑倾向与其远祖的历史是很相符的。
人类通过尽快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他们不能立刻作出判决，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戴上一个客观的“面具”。这个“面具”能够让人们客观地看待问题，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时看出来。
当然，明白人类具有强烈的避免怀疑倾向之后，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这种倾向的驱使。即使有人认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自神的启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与此不一样的信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避免怀疑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避免怀疑倾向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又无需考虑任何问题，他是不会急于通过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正如我们在后面谈到“社会认可倾向”和“压力影响倾向”时将会看到的，引发避免怀疑倾向的因素通常是：（1）困惑；（2）压力。在面对宗教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当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荣令睿 查看全部
我常说，男人要是拿出买汽车的态度、女人要是拿出买衣服的态度，来进行投资，选择股票，比如选择品牌、研究质量、分析价格等，这样做会比他们分析K线、打听消息的结果好的多。但淹没在复杂的市场里，贪婪、恐惧、嫉妒、错过的后悔、盈利的得意、亏损的懊恼无时不在。特别是在这种困惑和压力环境下，更容易产生避免怀疑的倾向，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路、去调研去分析，而是匆忙买入卖出。
最近看的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可以简单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时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1的诸多能力当中包括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其他动物的本能一样。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
系统1速度快，并能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受不到大脑在运转，只用系统1就做的差不多够好了。但我们经常会遇到系统1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进行“17×24”这样的运算。两个系统这样分工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系统1在熟悉的情况下采取的模式是精确的，遇到挑战时做出的第一反应也是迅速且基本恰当的。
然而，系统1存在成见，在很多的特定的情况下，这一系统易犯错误。你会发现这个系统有时候会将原本较难的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对于逻辑学和统计学问题，它几乎一无所知。系统1还有个更大的局限，即我们无法关闭它。如果系统2代表理性、严谨思考的话，系统1会经常过来捣乱。
我写过《兴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成了吸金黑洞》里的心理因素一文里，就算彭先生当时已经对产品和合同产生了怀疑，也不过是灵光一闪，在当时的压力场景下他很快消除了怀疑。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有时候上当、受广告或者推销员的诱惑时，我们往往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而是有怀疑的念头，但很快就消失了。我们需要一套方法工具，当出现类似的状态时，能仍我们停下来冷静一下，在投资方法上，我们也要适当推迟自己的决定，如果发现机会并马上做出反应进行决策，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让系统1冷静下来，把做决策的大棒交系统2，不要担心错过机会，瞬间就消失的机会不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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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作出决定，以此消除怀疑的倾向。
这很容易理解，进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促使动物倾向于尽快清除怀疑。毕竟，对于一只受到进攻者威胁的猎物来说，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类的远祖也是动物，这种避免怀疑倾向与其远祖的历史是很相符的。
人类通过尽快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他们不能立刻作出判决，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戴上一个客观的“面具”。这个“面具”能够让人们客观地看待问题，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时看出来。
当然，明白人类具有强烈的避免怀疑倾向之后，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这种倾向的驱使。即使有人认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自神的启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与此不一样的信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避免怀疑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避免怀疑倾向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又无需考虑任何问题，他是不会急于通过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正如我们在后面谈到“社会认可倾向”和“压力影响倾向”时将会看到的，引发避免怀疑倾向的因素通常是：（1）困惑；（2）压力。在面对宗教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当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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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对“避免怀疑倾向”的分析，主要举了宗教的例子。刚毕业时我租房的房东是基督教徒，信奉耶稣。那一年，我有很多时候跟他争论“进化论”，很多东西根本辩论不清楚，总拿“进化论”不能解释的现象来批判，而根本不怀疑自己信奉“上帝”的存在。几年后，我爱人跟我说在路上见到他们夫妇了，他们说会把房子卖掉，再买一个小点的房子，这样可以剩一笔钱，用来去国外学习神学，他们给自己孩子取名叫约纳。这是我对宗教力量的一次体会。让他们坚持自己信仰是对的，进化论是错误的，避免怀疑的倾向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我常说，男人要是拿出买汽车的态度、女人要是拿出买衣服的态度，来进行投资，选择股票，比如选择品牌、研究质量、分析价格等，这样做会比他们分析K线、打听消息的结果好的多。但淹没在复杂的市场里，贪婪、恐惧、嫉妒、错过的后悔、盈利的得意、亏损的懊恼无时不在。特别是在这种困惑和压力环境下，更容易产生避免怀疑的倾向，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路、去调研去分析，而是匆忙买入卖出。
最近看的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可以简单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时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1的诸多能力当中包括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其他动物的本能一样。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
系统1速度快，并能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受不到大脑在运转，只用系统1就做的差不多够好了。但我们经常会遇到系统1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进行“17×24”这样的运算。两个系统这样分工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系统1在熟悉的情况下采取的模式是精确的，遇到挑战时做出的第一反应也是迅速且基本恰当的。
然而，系统1存在成见，在很多的特定的情况下，这一系统易犯错误。你会发现这个系统有时候会将原本较难的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对于逻辑学和统计学问题，它几乎一无所知。系统1还有个更大的局限，即我们无法关闭它。如果系统2代表理性、严谨思考的话，系统1会经常过来捣乱。
我写过《兴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成了吸金黑洞》里的心理因素一文里，就算彭先生当时已经对产品和合同产生了怀疑，也不过是灵光一闪，在当时的压力场景下他很快消除了怀疑。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有时候上当、受广告或者推销员的诱惑时，我们往往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而是有怀疑的念头，但很快就消失了。我们需要一套方法工具，当出现类似的状态时，能仍我们停下来冷静一下，在投资方法上，我们也要适当推迟自己的决定，如果发现机会并马上做出反应进行决策，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让系统1冷静下来，把做决策的大棒交系统2，不要担心错过机会，瞬间就消失的机会不是机会。
========================================
查理.芒格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作出决定，以此消除怀疑的倾向。
这很容易理解，进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促使动物倾向于尽快清除怀疑。毕竟，对于一只受到进攻者威胁的猎物来说，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类的远祖也是动物，这种避免怀疑倾向与其远祖的历史是很相符的。
人类通过尽快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他们不能立刻作出判决，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戴上一个客观的“面具”。这个“面具”能够让人们客观地看待问题，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时看出来。
当然，明白人类具有强烈的避免怀疑倾向之后，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这种倾向的驱使。即使有人认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自神的启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与此不一样的信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避免怀疑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避免怀疑倾向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又无需考虑任何问题，他是不会急于通过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正如我们在后面谈到“社会认可倾向”和“压力影响倾向”时将会看到的，引发避免怀疑倾向的因素通常是：（1）困惑；（2）压力。在面对宗教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当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荣令睿
我常说，男人要是拿出买汽车的态度、女人要是拿出买衣服的态度，来进行投资，选择股票，比如选择品牌、研究质量、分析价格等，这样做会比他们分析K线、打听消息的结果好的多。但淹没在复杂的市场里，贪婪、恐惧、嫉妒、错过的后悔、盈利的得意、亏损的懊恼无时不在。特别是在这种困惑和压力环境下，更容易产生避免怀疑的倾向，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路、去调研去分析，而是匆忙买入卖出。
最近看的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可以简单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时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1的诸多能力当中包括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其他动物的本能一样。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
系统1速度快，并能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受不到大脑在运转，只用系统1就做的差不多够好了。但我们经常会遇到系统1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进行“17×24”这样的运算。两个系统这样分工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系统1在熟悉的情况下采取的模式是精确的，遇到挑战时做出的第一反应也是迅速且基本恰当的。
然而，系统1存在成见，在很多的特定的情况下，这一系统易犯错误。你会发现这个系统有时候会将原本较难的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对于逻辑学和统计学问题，它几乎一无所知。系统1还有个更大的局限，即我们无法关闭它。如果系统2代表理性、严谨思考的话，系统1会经常过来捣乱。
我写过《兴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成了吸金黑洞》里的心理因素一文里，就算彭先生当时已经对产品和合同产生了怀疑，也不过是灵光一闪，在当时的压力场景下他很快消除了怀疑。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有时候上当、受广告或者推销员的诱惑时，我们往往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而是有怀疑的念头，但很快就消失了。我们需要一套方法工具，当出现类似的状态时，能仍我们停下来冷静一下，在投资方法上，我们也要适当推迟自己的决定，如果发现机会并马上做出反应进行决策，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让系统1冷静下来，把做决策的大棒交系统2，不要担心错过机会，瞬间就消失的机会不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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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作出决定，以此消除怀疑的倾向。
这很容易理解，进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促使动物倾向于尽快清除怀疑。毕竟，对于一只受到进攻者威胁的猎物来说，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类的远祖也是动物，这种避免怀疑倾向与其远祖的历史是很相符的。
人类通过尽快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他们不能立刻作出判决，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戴上一个客观的“面具”。这个“面具”能够让人们客观地看待问题，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时看出来。
当然，明白人类具有强烈的避免怀疑倾向之后，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这种倾向的驱使。即使有人认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自神的启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与此不一样的信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避免怀疑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避免怀疑倾向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又无需考虑任何问题，他是不会急于通过作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正如我们在后面谈到“社会认可倾向”和“压力影响倾向”时将会看到的，引发避免怀疑倾向的因素通常是：（1）困惑；（2）压力。在面对宗教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当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荣令睿
查理.芒格人类误判心理学之三：讨厌/憎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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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一辈子都恨你”。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憎恨、仇恨可以说是最能扭曲人格的力量，甚至使人彻底失去理性、客观判断相关事物的能力。同时，被仇恨折磨的人过的也非常痛苦。
像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节目中，经常去调解一些家庭成员的仇恨。妻子和丈夫，母亲和儿子，……，这种倾向的威力，不仅让当事者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更是影响的家庭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部分甚至是心理变态，生活的目的变成了复仇。
在战争中，温顺的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往往有仇恨的因素在里面，仇恨甚至让人看到作为敌人的同类死亡时，不是害怕而是快感，这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多么可怕的力量，《乌合之众》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前段时间看台湾一个电影《德赛克?巴莱》，两个部落的仇恨已经延续了不知道多少年，当一个部落的孩子出生后，天生或者后天就会产生对另外一个部落的仇恨，并以杀死对方割掉对方的头颅为荣，甚至跟日本同化者的生死斗争中，都没有能使两个部门走到一起。另外，《枪炮、钢铁、细菌》中提到的欧洲人移民美洲新大陆时，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处于互相杀戮的状态，并且被欧洲人利用一个部落攻打另外一个部落。在部落社会，这种仇恨的杀戮行为，是进化的需要？这样才能保持部落的战斗力，才能适应恶劣的食物获取环境、生存环境等？
人类进化到现在，讨厌/仇恨的倾向仍内置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是一种本能。从部落社会到我们人类现在，在动物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就像秒针嘀嗒了一下。
查理?芒格总结说讨厌/憎恨倾向让人们：（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我们往往因为对某个人的讨厌或者憎恨，而不能理性、正确的评价一个人。另外，如果你憎恨一个人，甚至会认为他们家的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很讨厌，就算本质上你喜欢这类动物。第（1）、（2）条特点，也往往影响我们对投资对象的理性判断。
比如很多人因为比亚迪F3时期的大跃进犯下的错误，而否定其在传统汽车、电动汽车方面做的大量努力和成绩，以及成本、汽车电子、电动技术等优势。特别实在媒体的误导、同行的攻击下更是如此。
比如很多人因为讨厌/憎恨贪官而否定贵州茅台的价值，而忽略贵州茅台出厂价跟零售价相差近1000元的事实，忽略对贵州茅台的品牌影响力，无法复制的垄断地位等。
比如看到奇虎360周鸿祎的3721原罪，而否定其近几年模式创新、产品优化等带来的活力，以及平台业务、搜索业务发展的潜力等。
讨厌/憎恨倾向，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
查理.芒格
在一种与“喜欢/热爱倾向”相反的模式中，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讨厌和憎恨”对他很坏的人。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战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是持续不断的。例如，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无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尔会把俘虏带到家里的妇女面前，让她们也享受把俘虏折磨致死的乐趣。尽管有了广为流布的宗教和发达先进的文明制度，现代社会的战争依然非常野蛮。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当今的瑞士和美国，人类巧妙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和群体的讨厌与仇恨“引导”到包括选举在内的非致命模式当中。
但讨厌和仇恨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些心理倾向是天生的，它们依然很强烈。所以英国有这样的格言：“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我们还看到美国非常流行那些对政敌进行诋毁的广告。
就家庭的层面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负担得起相关费用，他就会不停地起诉他们。有个很风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复地向我解释，“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我父亲在奥马哈当律师的时候也处理了许多这种家庭内部的仇恨。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时，那里的教授教我“物权法”，然而丝毫没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那时我就称这所法学院是一个非常脱离现实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那样蒙上了“眼罩”。我估计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在上物权法课程的时候依然没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们： （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这种扭曲往往很极端，导致人们的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当世贸中心被摧毁的时候，许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认为是印度人干的，而许多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干的。这种致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视的双方很难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很难和解，因为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与另外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很少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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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节目中，经常去调解一些家庭成员的仇恨。妻子和丈夫，母亲和儿子，……，这种倾向的威力，不仅让当事者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更是影响的家庭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部分甚至是心理变态，生活的目的变成了复仇。
在战争中，温顺的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往往有仇恨的因素在里面，仇恨甚至让人看到作为敌人的同类死亡时，不是害怕而是快感，这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多么可怕的力量，《乌合之众》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前段时间看台湾一个电影《德赛克?巴莱》，两个部落的仇恨已经延续了不知道多少年，当一个部落的孩子出生后，天生或者后天就会产生对另外一个部落的仇恨，并以杀死对方割掉对方的头颅为荣，甚至跟日本同化者的生死斗争中，都没有能使两个部门走到一起。另外，《枪炮、钢铁、细菌》中提到的欧洲人移民美洲新大陆时，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处于互相杀戮的状态，并且被欧洲人利用一个部落攻打另外一个部落。在部落社会，这种仇恨的杀戮行为，是进化的需要？这样才能保持部落的战斗力，才能适应恶劣的食物获取环境、生存环境等？
人类进化到现在，讨厌/仇恨的倾向仍内置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是一种本能。从部落社会到我们人类现在，在动物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就像秒针嘀嗒了一下。
查理?芒格总结说讨厌/憎恨倾向让人们：（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我们往往因为对某个人的讨厌或者憎恨，而不能理性、正确的评价一个人。另外，如果你憎恨一个人，甚至会认为他们家的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很讨厌，就算本质上你喜欢这类动物。第（1）、（2）条特点，也往往影响我们对投资对象的理性判断。
比如很多人因为比亚迪F3时期的大跃进犯下的错误，而否定其在传统汽车、电动汽车方面做的大量努力和成绩，以及成本、汽车电子、电动技术等优势。特别实在媒体的误导、同行的攻击下更是如此。
比如很多人因为讨厌/憎恨贪官而否定贵州茅台的价值，而忽略贵州茅台出厂价跟零售价相差近1000元的事实，忽略对贵州茅台的品牌影响力，无法复制的垄断地位等。
比如看到奇虎360周鸿祎的3721原罪，而否定其近几年模式创新、产品优化等带来的活力，以及平台业务、搜索业务发展的潜力等。
讨厌/憎恨倾向，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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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在一种与“喜欢/热爱倾向”相反的模式中，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讨厌和憎恨”对他很坏的人。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战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是持续不断的。例如，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无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尔会把俘虏带到家里的妇女面前，让她们也享受把俘虏折磨致死的乐趣。尽管有了广为流布的宗教和发达先进的文明制度，现代社会的战争依然非常野蛮。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当今的瑞士和美国，人类巧妙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和群体的讨厌与仇恨“引导”到包括选举在内的非致命模式当中。
但讨厌和仇恨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些心理倾向是天生的，它们依然很强烈。所以英国有这样的格言：“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我们还看到美国非常流行那些对政敌进行诋毁的广告。
就家庭的层面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负担得起相关费用，他就会不停地起诉他们。有个很风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复地向我解释，“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我父亲在奥马哈当律师的时候也处理了许多这种家庭内部的仇恨。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时，那里的教授教我“物权法”，然而丝毫没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那时我就称这所法学院是一个非常脱离现实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那样蒙上了“眼罩”。我估计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在上物权法课程的时候依然没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们： （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这种扭曲往往很极端，导致人们的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当世贸中心被摧毁的时候，许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认为是印度人干的，而许多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干的。这种致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视的双方很难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很难和解，因为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与另外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很少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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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一辈子都恨你”。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憎恨、仇恨可以说是最能扭曲人格的力量，甚至使人彻底失去理性、客观判断相关事物的能力。同时，被仇恨折磨的人过的也非常痛苦。
像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节目中，经常去调解一些家庭成员的仇恨。妻子和丈夫，母亲和儿子，……，这种倾向的威力，不仅让当事者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更是影响的家庭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部分甚至是心理变态，生活的目的变成了复仇。
在战争中，温顺的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往往有仇恨的因素在里面，仇恨甚至让人看到作为敌人的同类死亡时，不是害怕而是快感，这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多么可怕的力量，《乌合之众》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前段时间看台湾一个电影《德赛克?巴莱》，两个部落的仇恨已经延续了不知道多少年，当一个部落的孩子出生后，天生或者后天就会产生对另外一个部落的仇恨，并以杀死对方割掉对方的头颅为荣，甚至跟日本同化者的生死斗争中，都没有能使两个部门走到一起。另外，《枪炮、钢铁、细菌》中提到的欧洲人移民美洲新大陆时，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处于互相杀戮的状态，并且被欧洲人利用一个部落攻打另外一个部落。在部落社会，这种仇恨的杀戮行为，是进化的需要？这样才能保持部落的战斗力，才能适应恶劣的食物获取环境、生存环境等？
人类进化到现在，讨厌/仇恨的倾向仍内置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是一种本能。从部落社会到我们人类现在，在动物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就像秒针嘀嗒了一下。
查理?芒格总结说讨厌/憎恨倾向让人们：（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我们往往因为对某个人的讨厌或者憎恨，而不能理性、正确的评价一个人。另外，如果你憎恨一个人，甚至会认为他们家的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很讨厌，就算本质上你喜欢这类动物。第（1）、（2）条特点，也往往影响我们对投资对象的理性判断。
比如很多人因为比亚迪F3时期的大跃进犯下的错误，而否定其在传统汽车、电动汽车方面做的大量努力和成绩，以及成本、汽车电子、电动技术等优势。特别实在媒体的误导、同行的攻击下更是如此。
比如很多人因为讨厌/憎恨贪官而否定贵州茅台的价值，而忽略贵州茅台出厂价跟零售价相差近1000元的事实，忽略对贵州茅台的品牌影响力，无法复制的垄断地位等。
比如看到奇虎360周鸿祎的3721原罪，而否定其近几年模式创新、产品优化等带来的活力，以及平台业务、搜索业务发展的潜力等。
讨厌/憎恨倾向，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
查理.芒格
在一种与“喜欢/热爱倾向”相反的模式中，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讨厌和憎恨”对他很坏的人。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战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是持续不断的。例如，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无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尔会把俘虏带到家里的妇女面前，让她们也享受把俘虏折磨致死的乐趣。尽管有了广为流布的宗教和发达先进的文明制度，现代社会的战争依然非常野蛮。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当今的瑞士和美国，人类巧妙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和群体的讨厌与仇恨“引导”到包括选举在内的非致命模式当中。
但讨厌和仇恨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些心理倾向是天生的，它们依然很强烈。所以英国有这样的格言：“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我们还看到美国非常流行那些对政敌进行诋毁的广告。
就家庭的层面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负担得起相关费用，他就会不停地起诉他们。有个很风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复地向我解释，“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我父亲在奥马哈当律师的时候也处理了许多这种家庭内部的仇恨。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时，那里的教授教我“物权法”，然而丝毫没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那时我就称这所法学院是一个非常脱离现实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那样蒙上了“眼罩”。我估计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在上物权法课程的时候依然没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们： （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这种扭曲往往很极端，导致人们的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当世贸中心被摧毁的时候，许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认为是印度人干的，而许多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干的。这种致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视的双方很难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很难和解，因为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与另外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很少有相同之处。
荣令睿
像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节目中，经常去调解一些家庭成员的仇恨。妻子和丈夫，母亲和儿子，……，这种倾向的威力，不仅让当事者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更是影响的家庭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部分甚至是心理变态，生活的目的变成了复仇。
在战争中，温顺的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往往有仇恨的因素在里面，仇恨甚至让人看到作为敌人的同类死亡时，不是害怕而是快感，这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多么可怕的力量，《乌合之众》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前段时间看台湾一个电影《德赛克?巴莱》，两个部落的仇恨已经延续了不知道多少年，当一个部落的孩子出生后，天生或者后天就会产生对另外一个部落的仇恨，并以杀死对方割掉对方的头颅为荣，甚至跟日本同化者的生死斗争中，都没有能使两个部门走到一起。另外，《枪炮、钢铁、细菌》中提到的欧洲人移民美洲新大陆时，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处于互相杀戮的状态，并且被欧洲人利用一个部落攻打另外一个部落。在部落社会，这种仇恨的杀戮行为，是进化的需要？这样才能保持部落的战斗力，才能适应恶劣的食物获取环境、生存环境等？
人类进化到现在，讨厌/仇恨的倾向仍内置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是一种本能。从部落社会到我们人类现在，在动物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就像秒针嘀嗒了一下。
查理?芒格总结说讨厌/憎恨倾向让人们：（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我们往往因为对某个人的讨厌或者憎恨，而不能理性、正确的评价一个人。另外，如果你憎恨一个人，甚至会认为他们家的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很讨厌，就算本质上你喜欢这类动物。第（1）、（2）条特点，也往往影响我们对投资对象的理性判断。
比如很多人因为比亚迪F3时期的大跃进犯下的错误，而否定其在传统汽车、电动汽车方面做的大量努力和成绩，以及成本、汽车电子、电动技术等优势。特别实在媒体的误导、同行的攻击下更是如此。
比如很多人因为讨厌/憎恨贪官而否定贵州茅台的价值，而忽略贵州茅台出厂价跟零售价相差近1000元的事实，忽略对贵州茅台的品牌影响力，无法复制的垄断地位等。
比如看到奇虎360周鸿祎的3721原罪，而否定其近几年模式创新、产品优化等带来的活力，以及平台业务、搜索业务发展的潜力等。
讨厌/憎恨倾向，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
查理.芒格
在一种与“喜欢/热爱倾向”相反的模式中，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讨厌和憎恨”对他很坏的人。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战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是持续不断的。例如，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无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尔会把俘虏带到家里的妇女面前，让她们也享受把俘虏折磨致死的乐趣。尽管有了广为流布的宗教和发达先进的文明制度，现代社会的战争依然非常野蛮。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当今的瑞士和美国，人类巧妙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和群体的讨厌与仇恨“引导”到包括选举在内的非致命模式当中。
但讨厌和仇恨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些心理倾向是天生的，它们依然很强烈。所以英国有这样的格言：“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我们还看到美国非常流行那些对政敌进行诋毁的广告。
就家庭的层面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负担得起相关费用，他就会不停地起诉他们。有个很风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复地向我解释，“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我父亲在奥马哈当律师的时候也处理了许多这种家庭内部的仇恨。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时，那里的教授教我“物权法”，然而丝毫没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那时我就称这所法学院是一个非常脱离现实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那样蒙上了“眼罩”。我估计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在上物权法课程的时候依然没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们： （1）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2）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3）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这种扭曲往往很极端，导致人们的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当世贸中心被摧毁的时候，许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认为是印度人干的，而许多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干的。这种致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视的双方很难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很难和解，因为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与另外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很少有相同之处。
荣令睿
查理.芒格人类误判心理学之二：喜欢/热爱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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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人在生物的进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在生物的进化中产生了喜欢和热爱。这种喜欢/热爱的倾向不仅仅存在于人类。没有对后代的喜欢/热爱的遗传因素，生物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越是高等动物，喜欢/热爱的倾向越是明显。当然，在进化的过程中，这样倾向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于我们来说，在绝大部分时候，固有的喜欢/热爱倾向，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些时候，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判断，让我们难以做到客观。
比如当父母的很难正确评价自己孩子外貌和行为表现，大部分都父母都认为自己孩子漂亮或者可爱，至少在中等以上，这显然不合事实。对于热恋的情侣对爱人的认知和评价，可能更有失偏颇，甚至错的离谱，等结了婚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对方骗了你？不，大多是你自己骗了自己。
现在很多媒体选择明星做广告，有些是跟宣传的产品是相关的，比如选择陈道明、唐国强等演过**地角色的人，是让人联想到皇家的权威，连“**”都吃了、用了，肯定没有问题等。但有很多广告选择的明星跟产品没有什么关系，但厂家仍可以利用人们对明星的热爱，来激发他们对明星“热爱”产品的热爱，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我们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并别人利用。
被热爱的强烈需求倾向，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缺少被爱包围的人。缺少被爱，往往让人缺乏自信。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被骗的经历，有很大的因素是对方施展了“爱”的手段，让人上钩。通过QQ聊天，一些人被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爱”的一发不可收拾，自己也爱的一塌糊涂，给对方汇钱被骗的事没少发生。
在投资领域，这种喜欢/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影响人的理性、客观判断。当然，相关的讨厌/厌恶的倾向也起到类似的效果。比如喜欢某个产品，而忽略产品可持续的竞争能力，被公司的创始人魅力征服，而忽略公司所处的行业激烈竞争状态。对于一个公司和行业，你越是喜欢，越容易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跟踪和研究，并且容易忽略不好的信息，选择性接受利好的信息。另外，喜欢一个行业和公司到一定程度，往往导致对其他公司和行业的排斥。
我们不可能根本克服喜欢/热爱对我们的投资的影响，但有两个建议可供参考：（1）首先要知道我们具有因为喜欢/热爱导致误判的倾向。虽然作用有限，但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尽量别过于自信；（2）如果要喜欢/热爱的话，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对象。必须热爱具有护城河的品牌消费品，而不是经常整体行业亏损的，钢铁、航运、航空、化工等行业。笔者有两篇小文，仅供参考《投资存在“护城河”的公司 》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64460，《两头受气”的企业难有长期的超额回报》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5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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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之下，刚孵出来的小鹅在破壳而出后将会“热爱”并跟随第一个对它和善的生物，那几乎总是它的母亲。但是，如果小鹅孵出来那一刻，出现的并不是母鹅，而是一个人，那么小鹅将会“热爱”并跟随这个人，把他当做自己的母亲。
类似的是，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喜欢和热爱”对他好的人。也许最强烈的天生的爱——随时准备好被诱发——就是人类的母亲对其孩子的爱。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老鼠同样也有“爱护孩子”的行为，但只要删除某个基因，老鼠的这种行为就会消失。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鹅一样，体内都有某种诱发基因。
就像小鹅一样，每个孩子不仅会受天性的驱使去喜欢和爱，而且也会在其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中去喜欢和爱。现在这些极端的罗曼蒂克之爱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早期的人类祖先肯定会更像猿类，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挑选伴侣。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人类天生就喜欢和热爱的呢？人类喜欢和热爱被喜欢和被热爱。许多在情场上的胜负皆因他/她能否表现出额外的关怀和爱护，而一般来讲，人类终身都会渴望得到许多和他毫无关系的他人的怜惜和欣赏。
喜欢/热爱倾向造成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果就是，它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促使人们：（1）忽略其热爱对象的缺点，对其百依百顺；（2）偏爱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中讨论）；（3）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
喜欢/热爱会引发倾慕，反之亦然。倾慕也会引起并且强化喜欢/热爱倾向。这种“反馈模式”一旦形成，通常会造成极端的后果，有时候会促使人们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毁灭。
喜欢/热爱和倾慕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往往在许多和男女情感无关的领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例如，一个天生热爱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巴菲特和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幸运，有时候让我们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有一个人对我们两人都起到激励作用，他就是沃伦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Fred Buffett）。他在杂货店有干不完的活，但干活的时候总是很快乐，沃伦和我对他特别佩服。即使到今天，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之后，我仍然认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让我变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极度的热爱和倾慕的人往往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这对社会政策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例如，吸引许多令人敬爱、值得倾慕的人进入教育行业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荣令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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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我们来说，在绝大部分时候，固有的喜欢/热爱倾向，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些时候，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判断，让我们难以做到客观。
比如当父母的很难正确评价自己孩子外貌和行为表现，大部分都父母都认为自己孩子漂亮或者可爱，至少在中等以上，这显然不合事实。对于热恋的情侣对爱人的认知和评价，可能更有失偏颇，甚至错的离谱，等结了婚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对方骗了你？不，大多是你自己骗了自己。
现在很多媒体选择明星做广告，有些是跟宣传的产品是相关的，比如选择陈道明、唐国强等演过**地角色的人，是让人联想到皇家的权威，连“**”都吃了、用了，肯定没有问题等。但有很多广告选择的明星跟产品没有什么关系，但厂家仍可以利用人们对明星的热爱，来激发他们对明星“热爱”产品的热爱，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我们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并别人利用。
被热爱的强烈需求倾向，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缺少被爱包围的人。缺少被爱，往往让人缺乏自信。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被骗的经历，有很大的因素是对方施展了“爱”的手段，让人上钩。通过QQ聊天，一些人被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爱”的一发不可收拾，自己也爱的一塌糊涂，给对方汇钱被骗的事没少发生。
在投资领域，这种喜欢/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影响人的理性、客观判断。当然，相关的讨厌/厌恶的倾向也起到类似的效果。比如喜欢某个产品，而忽略产品可持续的竞争能力，被公司的创始人魅力征服，而忽略公司所处的行业激烈竞争状态。对于一个公司和行业，你越是喜欢，越容易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跟踪和研究，并且容易忽略不好的信息，选择性接受利好的信息。另外，喜欢一个行业和公司到一定程度，往往导致对其他公司和行业的排斥。
我们不可能根本克服喜欢/热爱对我们的投资的影响，但有两个建议可供参考：（1）首先要知道我们具有因为喜欢/热爱导致误判的倾向。虽然作用有限，但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尽量别过于自信；（2）如果要喜欢/热爱的话，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对象。必须热爱具有护城河的品牌消费品，而不是经常整体行业亏损的，钢铁、航运、航空、化工等行业。笔者有两篇小文，仅供参考《投资存在“护城河”的公司 》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64460，《两头受气”的企业难有长期的超额回报》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5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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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之下，刚孵出来的小鹅在破壳而出后将会“热爱”并跟随第一个对它和善的生物，那几乎总是它的母亲。但是，如果小鹅孵出来那一刻，出现的并不是母鹅，而是一个人，那么小鹅将会“热爱”并跟随这个人，把他当做自己的母亲。
类似的是，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喜欢和热爱”对他好的人。也许最强烈的天生的爱——随时准备好被诱发——就是人类的母亲对其孩子的爱。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老鼠同样也有“爱护孩子”的行为，但只要删除某个基因，老鼠的这种行为就会消失。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鹅一样，体内都有某种诱发基因。
就像小鹅一样，每个孩子不仅会受天性的驱使去喜欢和爱，而且也会在其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中去喜欢和爱。现在这些极端的罗曼蒂克之爱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早期的人类祖先肯定会更像猿类，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挑选伴侣。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人类天生就喜欢和热爱的呢？人类喜欢和热爱被喜欢和被热爱。许多在情场上的胜负皆因他/她能否表现出额外的关怀和爱护，而一般来讲，人类终身都会渴望得到许多和他毫无关系的他人的怜惜和欣赏。
喜欢/热爱倾向造成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果就是，它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促使人们：（1）忽略其热爱对象的缺点，对其百依百顺；（2）偏爱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中讨论）；（3）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
喜欢/热爱会引发倾慕，反之亦然。倾慕也会引起并且强化喜欢/热爱倾向。这种“反馈模式”一旦形成，通常会造成极端的后果，有时候会促使人们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毁灭。
喜欢/热爱和倾慕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往往在许多和男女情感无关的领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例如，一个天生热爱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巴菲特和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幸运，有时候让我们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有一个人对我们两人都起到激励作用，他就是沃伦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Fred Buffett）。他在杂货店有干不完的活，但干活的时候总是很快乐，沃伦和我对他特别佩服。即使到今天，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之后，我仍然认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让我变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极度的热爱和倾慕的人往往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这对社会政策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例如，吸引许多令人敬爱、值得倾慕的人进入教育行业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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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人在生物的进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在生物的进化中产生了喜欢和热爱。这种喜欢/热爱的倾向不仅仅存在于人类。没有对后代的喜欢/热爱的遗传因素，生物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越是高等动物，喜欢/热爱的倾向越是明显。当然，在进化的过程中，这样倾向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于我们来说，在绝大部分时候，固有的喜欢/热爱倾向，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些时候，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判断，让我们难以做到客观。
比如当父母的很难正确评价自己孩子外貌和行为表现，大部分都父母都认为自己孩子漂亮或者可爱，至少在中等以上，这显然不合事实。对于热恋的情侣对爱人的认知和评价，可能更有失偏颇，甚至错的离谱，等结了婚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对方骗了你？不，大多是你自己骗了自己。
现在很多媒体选择明星做广告，有些是跟宣传的产品是相关的，比如选择陈道明、唐国强等演过**地角色的人，是让人联想到皇家的权威，连“**”都吃了、用了，肯定没有问题等。但有很多广告选择的明星跟产品没有什么关系，但厂家仍可以利用人们对明星的热爱，来激发他们对明星“热爱”产品的热爱，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我们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并别人利用。
被热爱的强烈需求倾向，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缺少被爱包围的人。缺少被爱，往往让人缺乏自信。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被骗的经历，有很大的因素是对方施展了“爱”的手段，让人上钩。通过QQ聊天，一些人被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爱”的一发不可收拾，自己也爱的一塌糊涂，给对方汇钱被骗的事没少发生。
在投资领域，这种喜欢/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影响人的理性、客观判断。当然，相关的讨厌/厌恶的倾向也起到类似的效果。比如喜欢某个产品，而忽略产品可持续的竞争能力，被公司的创始人魅力征服，而忽略公司所处的行业激烈竞争状态。对于一个公司和行业，你越是喜欢，越容易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跟踪和研究，并且容易忽略不好的信息，选择性接受利好的信息。另外，喜欢一个行业和公司到一定程度，往往导致对其他公司和行业的排斥。
我们不可能根本克服喜欢/热爱对我们的投资的影响，但有两个建议可供参考：（1）首先要知道我们具有因为喜欢/热爱导致误判的倾向。虽然作用有限，但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尽量别过于自信；（2）如果要喜欢/热爱的话，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对象。必须热爱具有护城河的品牌消费品，而不是经常整体行业亏损的，钢铁、航运、航空、化工等行业。笔者有两篇小文，仅供参考《投资存在“护城河”的公司 》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64460，《两头受气”的企业难有长期的超额回报》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5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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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之下，刚孵出来的小鹅在破壳而出后将会“热爱”并跟随第一个对它和善的生物，那几乎总是它的母亲。但是，如果小鹅孵出来那一刻，出现的并不是母鹅，而是一个人，那么小鹅将会“热爱”并跟随这个人，把他当做自己的母亲。
类似的是，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喜欢和热爱”对他好的人。也许最强烈的天生的爱——随时准备好被诱发——就是人类的母亲对其孩子的爱。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老鼠同样也有“爱护孩子”的行为，但只要删除某个基因，老鼠的这种行为就会消失。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鹅一样，体内都有某种诱发基因。
就像小鹅一样，每个孩子不仅会受天性的驱使去喜欢和爱，而且也会在其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中去喜欢和爱。现在这些极端的罗曼蒂克之爱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早期的人类祖先肯定会更像猿类，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挑选伴侣。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人类天生就喜欢和热爱的呢？人类喜欢和热爱被喜欢和被热爱。许多在情场上的胜负皆因他/她能否表现出额外的关怀和爱护，而一般来讲，人类终身都会渴望得到许多和他毫无关系的他人的怜惜和欣赏。
喜欢/热爱倾向造成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果就是，它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促使人们：（1）忽略其热爱对象的缺点，对其百依百顺；（2）偏爱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中讨论）；（3）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
喜欢/热爱会引发倾慕，反之亦然。倾慕也会引起并且强化喜欢/热爱倾向。这种“反馈模式”一旦形成，通常会造成极端的后果，有时候会促使人们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毁灭。
喜欢/热爱和倾慕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往往在许多和男女情感无关的领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例如，一个天生热爱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巴菲特和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幸运，有时候让我们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有一个人对我们两人都起到激励作用，他就是沃伦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Fred Buffett）。他在杂货店有干不完的活，但干活的时候总是很快乐，沃伦和我对他特别佩服。即使到今天，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之后，我仍然认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让我变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极度的热爱和倾慕的人往往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这对社会政策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例如，吸引许多令人敬爱、值得倾慕的人进入教育行业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荣令睿
但对于我们来说，在绝大部分时候，固有的喜欢/热爱倾向，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些时候，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判断，让我们难以做到客观。
比如当父母的很难正确评价自己孩子外貌和行为表现，大部分都父母都认为自己孩子漂亮或者可爱，至少在中等以上，这显然不合事实。对于热恋的情侣对爱人的认知和评价，可能更有失偏颇，甚至错的离谱，等结了婚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对方骗了你？不，大多是你自己骗了自己。
现在很多媒体选择明星做广告，有些是跟宣传的产品是相关的，比如选择陈道明、唐国强等演过**地角色的人，是让人联想到皇家的权威，连“**”都吃了、用了，肯定没有问题等。但有很多广告选择的明星跟产品没有什么关系，但厂家仍可以利用人们对明星的热爱，来激发他们对明星“热爱”产品的热爱，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我们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并别人利用。
被热爱的强烈需求倾向，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缺少被爱包围的人。缺少被爱，往往让人缺乏自信。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被骗的经历，有很大的因素是对方施展了“爱”的手段，让人上钩。通过QQ聊天，一些人被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爱”的一发不可收拾，自己也爱的一塌糊涂，给对方汇钱被骗的事没少发生。
在投资领域，这种喜欢/热爱的倾向也经常影响人的理性、客观判断。当然，相关的讨厌/厌恶的倾向也起到类似的效果。比如喜欢某个产品，而忽略产品可持续的竞争能力，被公司的创始人魅力征服，而忽略公司所处的行业激烈竞争状态。对于一个公司和行业，你越是喜欢，越容易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跟踪和研究，并且容易忽略不好的信息，选择性接受利好的信息。另外，喜欢一个行业和公司到一定程度，往往导致对其他公司和行业的排斥。
我们不可能根本克服喜欢/热爱对我们的投资的影响，但有两个建议可供参考：（1）首先要知道我们具有因为喜欢/热爱导致误判的倾向。虽然作用有限，但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尽量别过于自信；（2）如果要喜欢/热爱的话，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对象。必须热爱具有护城河的品牌消费品，而不是经常整体行业亏损的，钢铁、航运、航空、化工等行业。笔者有两篇小文，仅供参考《投资存在“护城河”的公司 》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64460，《两头受气”的企业难有长期的超额回报》http://blog.cnstock.com/bft/gr ... 5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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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之下，刚孵出来的小鹅在破壳而出后将会“热爱”并跟随第一个对它和善的生物，那几乎总是它的母亲。但是，如果小鹅孵出来那一刻，出现的并不是母鹅，而是一个人，那么小鹅将会“热爱”并跟随这个人，把他当做自己的母亲。
类似的是，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喜欢和热爱”对他好的人。也许最强烈的天生的爱——随时准备好被诱发——就是人类的母亲对其孩子的爱。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老鼠同样也有“爱护孩子”的行为，但只要删除某个基因，老鼠的这种行为就会消失。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鹅一样，体内都有某种诱发基因。
就像小鹅一样，每个孩子不仅会受天性的驱使去喜欢和爱，而且也会在其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中去喜欢和爱。现在这些极端的罗曼蒂克之爱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早期的人类祖先肯定会更像猿类，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挑选伴侣。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人类天生就喜欢和热爱的呢？人类喜欢和热爱被喜欢和被热爱。许多在情场上的胜负皆因他/她能否表现出额外的关怀和爱护，而一般来讲，人类终身都会渴望得到许多和他毫无关系的他人的怜惜和欣赏。
喜欢/热爱倾向造成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果就是，它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促使人们：（1）忽略其热爱对象的缺点，对其百依百顺；（2）偏爱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中讨论）；（3）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
喜欢/热爱会引发倾慕，反之亦然。倾慕也会引起并且强化喜欢/热爱倾向。这种“反馈模式”一旦形成，通常会造成极端的后果，有时候会促使人们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毁灭。
喜欢/热爱和倾慕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往往在许多和男女情感无关的领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例如，一个天生热爱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巴菲特和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幸运，有时候让我们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有一个人对我们两人都起到激励作用，他就是沃伦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Fred Buffett）。他在杂货店有干不完的活，但干活的时候总是很快乐，沃伦和我对他特别佩服。即使到今天，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之后，我仍然认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让我变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极度的热爱和倾慕的人往往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这对社会政策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例如，吸引许多令人敬爱、值得倾慕的人进入教育行业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荣令睿
查理.芒格人类误判心理学之一：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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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由“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影响的事情。
最典型的就是保险、理财产品的推销员，及其努力、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目标，而往往不是从客户的实际需求，跟他们的激励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2008年，很多富人从衣冠楚楚、一口港台腔的金融衍生品的理财经理手里买入CDS等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这些衣冠楚楚的人，更是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
对于基金经理，由于自身的收入跟当年基金收益排名有极大关系，而不是长期的绝对收益，他们很难进行长期的基于价值的投资；另外，基金公司的获得佣金跟管理基金的规模有极大的关系，很好理解，股市泡沫越高，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规模越大，而不关注投资者投入资金的风险。这种激励偏见很容易解决，只要基金公司的佣金、基金经理的收入跟基金长期的绝对收益挂钩，或者要求基金公司强制认购自己发行基金的10%份额并长期保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存在。
查理.芒格说，多个同向的误判心理因素同时起作用，导致的结果才更可怕。比如如果上述当事者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仍能辨别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问题或者欺诈，结果可能没那么糟糕；但是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由于“避免怀疑”、“避免不一致”等倾向，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慢慢接受自己工作的状态和产品，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产品有问题甚至存在欺诈。
合法的骗子和强盗才是最危险的。并不是说这个行业都是骗子，但由于激励机制以及误判心理等原因，产生骗子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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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我最先讨论这个倾向，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完全明白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改变认知和行为方面有多么重要。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例如，我觉得自我成年以来，在理解激励机制的威力方面，我比 95%的同龄人要好，然而我总是低估那种威力。每年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我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有更深的体会。
说到激励机制的威力，在所有案例中，我最欣赏的是联邦快递的案例。联邦快递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是保证货物按时送达，它必须在三更半夜让所有的飞机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把货物快速转发到各架飞机上。如果哪个环节出现了延误，联邦快递就无法把货物及时地送到客户手里。曾经有一段时间，联邦快递的夜班工人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他们对工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就是没效果。最后有个人终于想通了：公司并不希望职员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是希望他们快速地、无差错地完成某项任务，所以按照小时来支付夜班薪水的做法是很傻的。也许，这个人想，如果他们按照班次来支付薪水，并允许夜班工人在把所有货物装上飞机之后提前回家，那么这个系统会运转得更好。你瞧，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了。
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早期的时候，乔·威尔逊（注：乔·威尔逊，1909—1971，美国施乐公司创办人、慈善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那时已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但不得不辞职又回到施乐公司，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施乐的新机器总是卖得不如那些性能低下的旧机器好。回到施乐之后，他发现根据公司和销售员签署的销售提成协议，把旧机器卖给客户，销售员能得到很高的提成；在这种变态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劣等的旧机器当然卖得更好。
然后还有马克·吐温那只猫的案例。那只猫被热火炉烫过之后，再也不愿意坐在火炉上了，不管火炉是热的还是冷的。
我们还应该听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建议。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过：“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句睿智的箴言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掌握一个重要而简单的道理：当你该考虑动用激励机制的威力时，千万千万别考虑其他的。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律顾问，他在一家大型投资银行任职，从来没犯错，却丢失了工作，因为他忽略了富兰克林这句箴言中蕴含的教训。这位顾问没能成功地说服其客户。这位顾问对客户说，你有道德责任去做某件事，在这一点上，顾问是正确的。可是他没有告诉客户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客户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结果，这位顾问和他的客户都丢掉了工作。
我们还应该记得苏联***得到的下场。苏联***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完全无知，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有个苏联工人这么说：“他们假装给薪水，我们假装在工作。”也许最重要的管理原则就是，“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
但是太过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也有缺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B.F.斯金纳就因为过度强调激励机制而闹了笑话。斯金纳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能够取得这种如日中天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早年别出心裁地利用老鼠和鸽子做实验，得出了令人意外的重要结果。和其他方法相比，他利用的激励法能够引发更多的行为变化，也能够更有成效地让他的老鼠和鸽子养成条件反射。他揭示，奖励儿童或者员工已经厌倦的行为是极其愚蠢的。
利用食物作奖励，他甚至如愿以偿地让他的鸽子养成了强烈的迷信。他再三证明自然界存在一种重复出现的、普遍的伟大行为算法：“重复有效的行为”。他还证明即时的回报在改变和延续行为方面远远比延后的回报有效。他的老鼠和鸽子在食物奖励的作用下养成条件反射之后，他发现了那种能够使反射行为保持最长时间的奖励撤销模式：随机分布模式。得到这个研究结果的斯金纳认为他已经完全能够解释人类明知道十赌九输却还是忍不住要赌博的原因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讨论其他导致滥赌行为的心理倾向时将会发现的，斯金纳只说对了一部分。斯金纳的个人声誉后来江河日下，是因为一来，他过度地强调了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乃至认为利用激励机制就能够创建出一个人间乌托邦；二来，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心理学其他部分的威力。因而他就像雅各布·维纳的寻菇犬，只会用激励效应来解释一切。但话又说回来，斯金纳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激励机制是超级有用的。他那些基本实验的结果将会在实验科学的史册上流芳千古。在他死后数十年里，他那种完全依赖奖励的方法在治疗
童自闭症方面比其他任何疗法都有效。
当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的时候，教授们有时会谈起耶鲁大学法学院某个像斯金纳那么死心眼的教授。他们常常说：“埃迪·布兰夏德这老兄真可怜，他还认为宣告式判决能够治疗癌症呢。”嗯，极其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的斯金纳跟这位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差不多。我总是把这种降低了斯金纳声誉的思维习惯称为“铁锤人倾向”，因为有句谚语说：“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所有问题都特别像钉子。”“铁锤人倾向”并没有放过布兰夏德和斯金纳这么聪
明的人。如果你们不注意的话，它也不会放过你们。在这篇讲稿中，我将会好几次提到“铁锤人倾向”，因为正好有一些办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这种令斯金纳教授声名扫地的心理倾向所造成的破坏。
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我所说的“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有的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变得道德高尚，然而在激励机制的驱动之下，他可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以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他还会为自己的糟糕行为寻找借口，就像施乐公司那些为了得到最高提成而不惜损害顾客利益的销售员。
我很早就学到这个道理。故事发生在我祖父的故乡，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当地有个外科医生，他年复一年地将大量的正常胆囊送到该市最好的医院的病理学实验室。众所周知，社区医院的管理体系很糟糕，所以这位医生如此乱来了许多年才被革除职务。那位负责开除这个人的医生是我们家的世交，我问他：“难道这名外科医生心里想，‘这么做能够展示我的医术很高明？’——这家伙手术做得非常好——‘而且每年通过把正常胆囊切掉来谋害几个病
人能让我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我的朋友说：“不是这样子的啦，查理。他认为胆囊是所有疾病的祸根，而且如果你真的爱护病人，就应该尽快把这个器官切除掉。”
这个例子很极端，但每个专业人士和每个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名外科医生的认知倾向。它能引发极其可怕的行为。就拿那些推销商业地产和企业的经纪人来说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哪怕稍稍客观的经纪人。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我遇到过的管理顾问没有不在他们的报告结束时写上这个相同的建议的：“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管理顾问服务。”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非常普遍，所以人们往往必须怀疑或者有保留地接受其专业顾问的建议，哪怕这
个顾问是一名工程师。一般的对策如下：（1）如果顾问提出的专业建议对他本身特别有利，你就应该特别害怕这些建议；（2）在和顾问打交道时，学习和使用你的顾问所在行业的基本知识；（3）复核、质疑或者更换你得到的建议，除非经过客观考虑之后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合适的。
激励机制能够导致人们在做坏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正当的，国防部的采购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前国防部采购时签署的都是成本保利合同（以成本再加一个比例的利润作价），而产生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这促使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签署这样的合同是违法的，而且犯的不是轻罪，是重罪。
顺便说一声，虽然政府部门签署成本保利合同已经被正确地定为重罪，但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律师事务所和大量的企业，依然采用了一种成本保利的奖励系统。在这种普遍的激励模式之下，有些人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驱使，做出了许多极其可怕的事情。而这些行为不轨的人当中有许多原本正派得足让你们会很乐意和他们成为亲家。
人类大脑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这里面蕴含着几个大道理。比如，收款机的发明能够使不诚实的行为难以得逞，所以它对文明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斯金纳十分清楚地知道的，得到奖励的坏行为特别容易形成习惯。所以收款机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工具。顺便说一下，收款机的发明者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经拥有一家小商店，店里的员工经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钱，所以他从来没赚到什么钱。后来有人卖给他两台收款机，
他的商店马上开始盈利。他很快把商店关掉，进入了收款机行业。他创办的公司就是那家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国民收款机公司。帕特森把“重复有效的行为”作为行为指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他脾气很古怪，但热衷于做善事（不过他对竞争对手冷酷无情，他把所有竞争对手都看做是潜在的专利盗窃者）。帕特森的口头禅是“寿衣没有口袋”，他和卡内基一样，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财产都捐作善款了。帕特森的收款机对文明的
贡献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广收款机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自撰的墓志铭：“我并没有彻底地死去。”
由于职员存在这种为了获取回报而给糟糕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发明的控制现金手段之外，企业还需要其他许多对策。也许最重要的对策是采用合理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西屋电器（Westinghouse）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西屋电器属下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子公司放出了许多和西屋电气其他业务毫无关联的贷款。西屋电器的管理人员也许是因为妒忌通用电气，所以想要从对外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西屋电器的会计实践是这样的，它主要根据从前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的经验来为这些对外贷款提取未来的贷款坏账准备金，而它原来贷款给子公司则不太可能出现巨额的贷款损失。
有两类特殊的贷款理所当然地会给借款人造成大麻烦。第一类是面向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额为建设费用的 95%的贷款，第二类是面向酒店的建筑贷款。正常来讲呢，如果有人愿意按照酒店实际建筑成本的 95%贷款给开发商，那么贷款利率应该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为贷款损失的风险比一般贷款高出很多。所以按照合理的会计方法，在发放大量占到实际建筑成本95%的贷款给酒店开发商时，西屋电器应该在财务报表中将所有这些贷款记为零利润，甚至记为损失，直到许多年后把贷款收回来为止。但是西屋电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大量发放给酒店开发商的贷款等同于以前那些很少产生损失的贷款，把账做得很漂亮。这让负责放贷的管理人员显得很优秀，因为财务报表显示出那些对外贷款带来了极高的收入。国际和外部的会计师认可了西屋电器这种糟糕的做账方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谁给我面包吃，我就给谁唱歌。”
结果西屋电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这该怪谁呢？怪那个从电冰箱部门调到公司高层并突然决定贷款给酒店开发商的家伙吗？还是怪那些会计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一种几乎肯定会使信贷管理人员产生偏激行为的激励机制坐视不管。）我认为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些创造出这种会计系统的会计人员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运钞公司突然决定不用武装车辆押运现金，而改让手无寸铁的侏儒用敞开的篮子提着现金走过贫民窟。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们，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西屋电器东窗事发之后，通用电气旗下的投资银行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采用了一种愚蠢的电脑程序，致使债券交易员能够利用这种程序虚构出巨额利润。从此以后，许多公司的会计工作变得更加糟糕了，也许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Enron）。
所以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有很重要的对策），比如说收款机和合理的会计系统。但是当我在几年前翻阅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教科书虽然有 1000 页那么厚，却很少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对帕特森或者合理的会计系统更是只字不提。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理学的概论课程完全没有提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及其对策，尽管世界各地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绘了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尽管企业界早就有了应付这种偏见的对策。到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极为明显，但很难通过容易做的、可重复的学术实验得到证明，那些心理学的寻菇犬就会忽略它。
有时候，其他学科对各种心理倾向表现出的兴趣，至少比心理学教科书中体现的要浓厚。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场考虑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就为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所产生的后果取了一个名字：“代理成本”。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经济学家知道，就像稻谷总是被老鼠吃掉一样，雇主的利益总是因为雇员不正当地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受损。雇主可以采用的对策包括制定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对败露的不轨行为进行严厉的公开惩处，使用防止钻营的规章制度和收款机等机器。而站在雇员的立场来看，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自然会促使雇主对他们进行压迫：血汗工厂、危险的工作场所等等。若要解决职员遇到的这些糟糕问题，不但工会要给雇主施加压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动，包括制定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法律、工作场所安全规章制度，采取一些便于工人组织工会的措施，还有完善工人的薪酬系统。考虑到劳资双方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而相互对峙，我们就不会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阴阳对立的理论了。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无所不在，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后果。例如，与有底薪的销售员相比，单纯靠提成过日子的销售员更难保证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无底薪的销售员的工作绩效会更加突出。因此，企业在制定销售员的薪酬制度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许多由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的巨网中，绝大多数能够在残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资本家均非等闲之辈，他们会防止企业中出现任何浪费的行为，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毕竟，他们要靠竞争性价格和他们的总体成本之间的利差来过日子，如果总体成本超过了销售额，他们就难逃灭亡的厄运。如果用那些从政府支取薪水的职员来取代这些资本家，那么市场经济的总体效率将会**降低，因为每个取代资本家的职员在考虑为领取他的薪水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好的同事的压力时会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影响。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另外一个常见后果是，人们倾向于钻各种制度的空子，他们往往在损人利己方面表现得极有创意。因此，几乎所有制度设计都必须具备防止钻空子的重要属性。制度设计还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尽量避免奖励容易作假的事情。然而我们的议员和法官，通常包括许多在优秀大学受过教育的律师，往往会忽略这个原则。社会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德风气败坏，效率下降，出现的不公平的成本转嫁和财富转移。如果高等学府提高教育质量，传授更多的心理学知识，而学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学知识，那么我们的立法机构和法院将会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当然，现在驱使人们行动的主要奖励是金钱。只要一个毫无实质价值的筹码能够固定换到一根香蕉，那么人们就可以对猴子进行训练，让它为了筹码而工作，仿佛筹码就是香蕉一样。同样道理，人类也会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会为了钱而更加卖命地工作，因为人类的金钱除了可以换到食物之外，还能换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拥有或花掉金钱通常也会让人显得有身份。此外，富人往往会出于习惯，更加努力地为金钱而工作，尽管他们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钱。总的来说，金钱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驱动力，这在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是没有先例的。金钱奖励也跟其他形式的奖励混合在一起。例如，有些人花钱买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捞钱，而有些人同时做这两件事。
虽然在各种奖励中金钱是最主要的，但它并非是惟一有效的奖励。人们也会为了性、友谊、伴侣、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钱因素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
“祖母的规矩”也证实了奖励是非常有用的。它的效果特别突出，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提到它。你可以用这个规矩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哪怕你使用的奖励品是你已经拥有的！实际上，许多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顾问经常要求商业组织教会管理人员用“祖母的规矩”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日常行为，借此改善它们的奖励系统。具体来说，祖母的规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点之前先把他们的胡萝卜吃掉。把它应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员每天强迫他们自己先完
成他们不喜欢然而必要的任务，再奖励他们自己去处理那些他们喜欢的任务。考虑到奖励的超级威力，这种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此外，这个规矩也可以被用于生活中非商业的部分。那些顾问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这种做法并不是无意的。根据斯金纳的教导，他们知道即时的奖励是最有效的。
当然，惩罚也强烈地影响到行为和认知，尽管它的弹性和效果不像奖励那么好。例如，非法操纵物价的行为以前在美国很常见，因为遇到这种行为，政府往往是罚款了事。后来有几个重要的企业高管被革职还被送往联邦监狱服刑。此后，操纵价格的行为就**减少了。
陆军和海军部队在利用惩罚来改变行为方面做得很极端，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需要士兵的绝对服从。大约在恺撒的年代，欧洲有个部落，每当集结号角吹响时，最后一个到达的士兵就会被杀死，于是没有人愿意跟这个部落打仗。乔治·华盛顿则把那些当逃兵的农场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来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荣令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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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就是保险、理财产品的推销员，及其努力、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目标，而往往不是从客户的实际需求，跟他们的激励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2008年，很多富人从衣冠楚楚、一口港台腔的金融衍生品的理财经理手里买入CDS等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这些衣冠楚楚的人，更是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
对于基金经理，由于自身的收入跟当年基金收益排名有极大关系，而不是长期的绝对收益，他们很难进行长期的基于价值的投资；另外，基金公司的获得佣金跟管理基金的规模有极大的关系，很好理解，股市泡沫越高，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规模越大，而不关注投资者投入资金的风险。这种激励偏见很容易解决，只要基金公司的佣金、基金经理的收入跟基金长期的绝对收益挂钩，或者要求基金公司强制认购自己发行基金的10%份额并长期保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存在。
查理.芒格说，多个同向的误判心理因素同时起作用，导致的结果才更可怕。比如如果上述当事者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仍能辨别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问题或者欺诈，结果可能没那么糟糕；但是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由于“避免怀疑”、“避免不一致”等倾向，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慢慢接受自己工作的状态和产品，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产品有问题甚至存在欺诈。
合法的骗子和强盗才是最危险的。并不是说这个行业都是骗子，但由于激励机制以及误判心理等原因，产生骗子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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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我最先讨论这个倾向，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完全明白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改变认知和行为方面有多么重要。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例如，我觉得自我成年以来，在理解激励机制的威力方面，我比 95%的同龄人要好，然而我总是低估那种威力。每年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我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有更深的体会。
说到激励机制的威力，在所有案例中，我最欣赏的是联邦快递的案例。联邦快递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是保证货物按时送达，它必须在三更半夜让所有的飞机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把货物快速转发到各架飞机上。如果哪个环节出现了延误，联邦快递就无法把货物及时地送到客户手里。曾经有一段时间，联邦快递的夜班工人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他们对工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就是没效果。最后有个人终于想通了：公司并不希望职员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是希望他们快速地、无差错地完成某项任务，所以按照小时来支付夜班薪水的做法是很傻的。也许，这个人想，如果他们按照班次来支付薪水，并允许夜班工人在把所有货物装上飞机之后提前回家，那么这个系统会运转得更好。你瞧，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了。
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早期的时候，乔·威尔逊（注：乔·威尔逊，1909—1971，美国施乐公司创办人、慈善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那时已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但不得不辞职又回到施乐公司，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施乐的新机器总是卖得不如那些性能低下的旧机器好。回到施乐之后，他发现根据公司和销售员签署的销售提成协议，把旧机器卖给客户，销售员能得到很高的提成；在这种变态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劣等的旧机器当然卖得更好。
然后还有马克·吐温那只猫的案例。那只猫被热火炉烫过之后，再也不愿意坐在火炉上了，不管火炉是热的还是冷的。
我们还应该听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建议。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过：“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句睿智的箴言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掌握一个重要而简单的道理：当你该考虑动用激励机制的威力时，千万千万别考虑其他的。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律顾问，他在一家大型投资银行任职，从来没犯错，却丢失了工作，因为他忽略了富兰克林这句箴言中蕴含的教训。这位顾问没能成功地说服其客户。这位顾问对客户说，你有道德责任去做某件事，在这一点上，顾问是正确的。可是他没有告诉客户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客户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结果，这位顾问和他的客户都丢掉了工作。
我们还应该记得苏联***得到的下场。苏联***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完全无知，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有个苏联工人这么说：“他们假装给薪水，我们假装在工作。”也许最重要的管理原则就是，“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
但是太过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也有缺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B.F.斯金纳就因为过度强调激励机制而闹了笑话。斯金纳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能够取得这种如日中天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早年别出心裁地利用老鼠和鸽子做实验，得出了令人意外的重要结果。和其他方法相比，他利用的激励法能够引发更多的行为变化，也能够更有成效地让他的老鼠和鸽子养成条件反射。他揭示，奖励儿童或者员工已经厌倦的行为是极其愚蠢的。
利用食物作奖励，他甚至如愿以偿地让他的鸽子养成了强烈的迷信。他再三证明自然界存在一种重复出现的、普遍的伟大行为算法：“重复有效的行为”。他还证明即时的回报在改变和延续行为方面远远比延后的回报有效。他的老鼠和鸽子在食物奖励的作用下养成条件反射之后，他发现了那种能够使反射行为保持最长时间的奖励撤销模式：随机分布模式。得到这个研究结果的斯金纳认为他已经完全能够解释人类明知道十赌九输却还是忍不住要赌博的原因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讨论其他导致滥赌行为的心理倾向时将会发现的，斯金纳只说对了一部分。斯金纳的个人声誉后来江河日下，是因为一来，他过度地强调了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乃至认为利用激励机制就能够创建出一个人间乌托邦；二来，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心理学其他部分的威力。因而他就像雅各布·维纳的寻菇犬，只会用激励效应来解释一切。但话又说回来，斯金纳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激励机制是超级有用的。他那些基本实验的结果将会在实验科学的史册上流芳千古。在他死后数十年里，他那种完全依赖奖励的方法在治疗
童自闭症方面比其他任何疗法都有效。
当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的时候，教授们有时会谈起耶鲁大学法学院某个像斯金纳那么死心眼的教授。他们常常说：“埃迪·布兰夏德这老兄真可怜，他还认为宣告式判决能够治疗癌症呢。”嗯，极其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的斯金纳跟这位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差不多。我总是把这种降低了斯金纳声誉的思维习惯称为“铁锤人倾向”，因为有句谚语说：“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所有问题都特别像钉子。”“铁锤人倾向”并没有放过布兰夏德和斯金纳这么聪
明的人。如果你们不注意的话，它也不会放过你们。在这篇讲稿中，我将会好几次提到“铁锤人倾向”，因为正好有一些办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这种令斯金纳教授声名扫地的心理倾向所造成的破坏。
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我所说的“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有的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变得道德高尚，然而在激励机制的驱动之下，他可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以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他还会为自己的糟糕行为寻找借口，就像施乐公司那些为了得到最高提成而不惜损害顾客利益的销售员。
我很早就学到这个道理。故事发生在我祖父的故乡，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当地有个外科医生，他年复一年地将大量的正常胆囊送到该市最好的医院的病理学实验室。众所周知，社区医院的管理体系很糟糕，所以这位医生如此乱来了许多年才被革除职务。那位负责开除这个人的医生是我们家的世交，我问他：“难道这名外科医生心里想，‘这么做能够展示我的医术很高明？’——这家伙手术做得非常好——‘而且每年通过把正常胆囊切掉来谋害几个病
人能让我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我的朋友说：“不是这样子的啦，查理。他认为胆囊是所有疾病的祸根，而且如果你真的爱护病人，就应该尽快把这个器官切除掉。”
这个例子很极端，但每个专业人士和每个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名外科医生的认知倾向。它能引发极其可怕的行为。就拿那些推销商业地产和企业的经纪人来说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哪怕稍稍客观的经纪人。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我遇到过的管理顾问没有不在他们的报告结束时写上这个相同的建议的：“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管理顾问服务。”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非常普遍，所以人们往往必须怀疑或者有保留地接受其专业顾问的建议，哪怕这
个顾问是一名工程师。一般的对策如下：（1）如果顾问提出的专业建议对他本身特别有利，你就应该特别害怕这些建议；（2）在和顾问打交道时，学习和使用你的顾问所在行业的基本知识；（3）复核、质疑或者更换你得到的建议，除非经过客观考虑之后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合适的。
激励机制能够导致人们在做坏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正当的，国防部的采购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前国防部采购时签署的都是成本保利合同（以成本再加一个比例的利润作价），而产生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这促使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签署这样的合同是违法的，而且犯的不是轻罪，是重罪。
顺便说一声，虽然政府部门签署成本保利合同已经被正确地定为重罪，但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律师事务所和大量的企业，依然采用了一种成本保利的奖励系统。在这种普遍的激励模式之下，有些人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驱使，做出了许多极其可怕的事情。而这些行为不轨的人当中有许多原本正派得足让你们会很乐意和他们成为亲家。
人类大脑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这里面蕴含着几个大道理。比如，收款机的发明能够使不诚实的行为难以得逞，所以它对文明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斯金纳十分清楚地知道的，得到奖励的坏行为特别容易形成习惯。所以收款机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工具。顺便说一下，收款机的发明者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经拥有一家小商店，店里的员工经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钱，所以他从来没赚到什么钱。后来有人卖给他两台收款机，
他的商店马上开始盈利。他很快把商店关掉，进入了收款机行业。他创办的公司就是那家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国民收款机公司。帕特森把“重复有效的行为”作为行为指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他脾气很古怪，但热衷于做善事（不过他对竞争对手冷酷无情，他把所有竞争对手都看做是潜在的专利盗窃者）。帕特森的口头禅是“寿衣没有口袋”，他和卡内基一样，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财产都捐作善款了。帕特森的收款机对文明的
贡献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广收款机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自撰的墓志铭：“我并没有彻底地死去。”
由于职员存在这种为了获取回报而给糟糕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发明的控制现金手段之外，企业还需要其他许多对策。也许最重要的对策是采用合理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西屋电器（Westinghouse）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西屋电器属下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子公司放出了许多和西屋电气其他业务毫无关联的贷款。西屋电器的管理人员也许是因为妒忌通用电气，所以想要从对外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西屋电器的会计实践是这样的，它主要根据从前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的经验来为这些对外贷款提取未来的贷款坏账准备金，而它原来贷款给子公司则不太可能出现巨额的贷款损失。
有两类特殊的贷款理所当然地会给借款人造成大麻烦。第一类是面向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额为建设费用的 95%的贷款，第二类是面向酒店的建筑贷款。正常来讲呢，如果有人愿意按照酒店实际建筑成本的 95%贷款给开发商，那么贷款利率应该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为贷款损失的风险比一般贷款高出很多。所以按照合理的会计方法，在发放大量占到实际建筑成本95%的贷款给酒店开发商时，西屋电器应该在财务报表中将所有这些贷款记为零利润，甚至记为损失，直到许多年后把贷款收回来为止。但是西屋电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大量发放给酒店开发商的贷款等同于以前那些很少产生损失的贷款，把账做得很漂亮。这让负责放贷的管理人员显得很优秀，因为财务报表显示出那些对外贷款带来了极高的收入。国际和外部的会计师认可了西屋电器这种糟糕的做账方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谁给我面包吃，我就给谁唱歌。”
结果西屋电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这该怪谁呢？怪那个从电冰箱部门调到公司高层并突然决定贷款给酒店开发商的家伙吗？还是怪那些会计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一种几乎肯定会使信贷管理人员产生偏激行为的激励机制坐视不管。）我认为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些创造出这种会计系统的会计人员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运钞公司突然决定不用武装车辆押运现金，而改让手无寸铁的侏儒用敞开的篮子提着现金走过贫民窟。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们，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西屋电器东窗事发之后，通用电气旗下的投资银行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采用了一种愚蠢的电脑程序，致使债券交易员能够利用这种程序虚构出巨额利润。从此以后，许多公司的会计工作变得更加糟糕了，也许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Enron）。
所以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有很重要的对策），比如说收款机和合理的会计系统。但是当我在几年前翻阅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教科书虽然有 1000 页那么厚，却很少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对帕特森或者合理的会计系统更是只字不提。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理学的概论课程完全没有提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及其对策，尽管世界各地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绘了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尽管企业界早就有了应付这种偏见的对策。到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极为明显，但很难通过容易做的、可重复的学术实验得到证明，那些心理学的寻菇犬就会忽略它。
有时候，其他学科对各种心理倾向表现出的兴趣，至少比心理学教科书中体现的要浓厚。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场考虑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就为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所产生的后果取了一个名字：“代理成本”。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经济学家知道，就像稻谷总是被老鼠吃掉一样，雇主的利益总是因为雇员不正当地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受损。雇主可以采用的对策包括制定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对败露的不轨行为进行严厉的公开惩处，使用防止钻营的规章制度和收款机等机器。而站在雇员的立场来看，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自然会促使雇主对他们进行压迫：血汗工厂、危险的工作场所等等。若要解决职员遇到的这些糟糕问题，不但工会要给雇主施加压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动，包括制定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法律、工作场所安全规章制度，采取一些便于工人组织工会的措施，还有完善工人的薪酬系统。考虑到劳资双方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而相互对峙，我们就不会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阴阳对立的理论了。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无所不在，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后果。例如，与有底薪的销售员相比，单纯靠提成过日子的销售员更难保证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无底薪的销售员的工作绩效会更加突出。因此，企业在制定销售员的薪酬制度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许多由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的巨网中，绝大多数能够在残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资本家均非等闲之辈，他们会防止企业中出现任何浪费的行为，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毕竟，他们要靠竞争性价格和他们的总体成本之间的利差来过日子，如果总体成本超过了销售额，他们就难逃灭亡的厄运。如果用那些从政府支取薪水的职员来取代这些资本家，那么市场经济的总体效率将会**降低，因为每个取代资本家的职员在考虑为领取他的薪水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好的同事的压力时会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影响。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另外一个常见后果是，人们倾向于钻各种制度的空子，他们往往在损人利己方面表现得极有创意。因此，几乎所有制度设计都必须具备防止钻空子的重要属性。制度设计还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尽量避免奖励容易作假的事情。然而我们的议员和法官，通常包括许多在优秀大学受过教育的律师，往往会忽略这个原则。社会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德风气败坏，效率下降，出现的不公平的成本转嫁和财富转移。如果高等学府提高教育质量，传授更多的心理学知识，而学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学知识，那么我们的立法机构和法院将会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当然，现在驱使人们行动的主要奖励是金钱。只要一个毫无实质价值的筹码能够固定换到一根香蕉，那么人们就可以对猴子进行训练，让它为了筹码而工作，仿佛筹码就是香蕉一样。同样道理，人类也会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会为了钱而更加卖命地工作，因为人类的金钱除了可以换到食物之外，还能换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拥有或花掉金钱通常也会让人显得有身份。此外，富人往往会出于习惯，更加努力地为金钱而工作，尽管他们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钱。总的来说，金钱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驱动力，这在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是没有先例的。金钱奖励也跟其他形式的奖励混合在一起。例如，有些人花钱买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捞钱，而有些人同时做这两件事。
虽然在各种奖励中金钱是最主要的，但它并非是惟一有效的奖励。人们也会为了性、友谊、伴侣、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钱因素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
“祖母的规矩”也证实了奖励是非常有用的。它的效果特别突出，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提到它。你可以用这个规矩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哪怕你使用的奖励品是你已经拥有的！实际上，许多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顾问经常要求商业组织教会管理人员用“祖母的规矩”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日常行为，借此改善它们的奖励系统。具体来说，祖母的规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点之前先把他们的胡萝卜吃掉。把它应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员每天强迫他们自己先完
成他们不喜欢然而必要的任务，再奖励他们自己去处理那些他们喜欢的任务。考虑到奖励的超级威力，这种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此外，这个规矩也可以被用于生活中非商业的部分。那些顾问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这种做法并不是无意的。根据斯金纳的教导，他们知道即时的奖励是最有效的。
当然，惩罚也强烈地影响到行为和认知，尽管它的弹性和效果不像奖励那么好。例如，非法操纵物价的行为以前在美国很常见，因为遇到这种行为，政府往往是罚款了事。后来有几个重要的企业高管被革职还被送往联邦监狱服刑。此后，操纵价格的行为就**减少了。
陆军和海军部队在利用惩罚来改变行为方面做得很极端，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需要士兵的绝对服从。大约在恺撒的年代，欧洲有个部落，每当集结号角吹响时，最后一个到达的士兵就会被杀死，于是没有人愿意跟这个部落打仗。乔治·华盛顿则把那些当逃兵的农场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来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荣令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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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由“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影响的事情。
最典型的就是保险、理财产品的推销员，及其努力、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目标，而往往不是从客户的实际需求，跟他们的激励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2008年，很多富人从衣冠楚楚、一口港台腔的金融衍生品的理财经理手里买入CDS等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这些衣冠楚楚的人，更是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
对于基金经理，由于自身的收入跟当年基金收益排名有极大关系，而不是长期的绝对收益，他们很难进行长期的基于价值的投资；另外，基金公司的获得佣金跟管理基金的规模有极大的关系，很好理解，股市泡沫越高，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规模越大，而不关注投资者投入资金的风险。这种激励偏见很容易解决，只要基金公司的佣金、基金经理的收入跟基金长期的绝对收益挂钩，或者要求基金公司强制认购自己发行基金的10%份额并长期保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存在。
查理.芒格说，多个同向的误判心理因素同时起作用，导致的结果才更可怕。比如如果上述当事者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仍能辨别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问题或者欺诈，结果可能没那么糟糕；但是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由于“避免怀疑”、“避免不一致”等倾向，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慢慢接受自己工作的状态和产品，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产品有问题甚至存在欺诈。
合法的骗子和强盗才是最危险的。并不是说这个行业都是骗子，但由于激励机制以及误判心理等原因，产生骗子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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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我最先讨论这个倾向，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完全明白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改变认知和行为方面有多么重要。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例如，我觉得自我成年以来，在理解激励机制的威力方面，我比 95%的同龄人要好，然而我总是低估那种威力。每年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我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有更深的体会。
说到激励机制的威力，在所有案例中，我最欣赏的是联邦快递的案例。联邦快递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是保证货物按时送达，它必须在三更半夜让所有的飞机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把货物快速转发到各架飞机上。如果哪个环节出现了延误，联邦快递就无法把货物及时地送到客户手里。曾经有一段时间，联邦快递的夜班工人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他们对工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就是没效果。最后有个人终于想通了：公司并不希望职员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是希望他们快速地、无差错地完成某项任务，所以按照小时来支付夜班薪水的做法是很傻的。也许，这个人想，如果他们按照班次来支付薪水，并允许夜班工人在把所有货物装上飞机之后提前回家，那么这个系统会运转得更好。你瞧，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了。
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早期的时候，乔·威尔逊（注：乔·威尔逊，1909—1971，美国施乐公司创办人、慈善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那时已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但不得不辞职又回到施乐公司，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施乐的新机器总是卖得不如那些性能低下的旧机器好。回到施乐之后，他发现根据公司和销售员签署的销售提成协议，把旧机器卖给客户，销售员能得到很高的提成；在这种变态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劣等的旧机器当然卖得更好。
然后还有马克·吐温那只猫的案例。那只猫被热火炉烫过之后，再也不愿意坐在火炉上了，不管火炉是热的还是冷的。
我们还应该听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建议。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过：“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句睿智的箴言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掌握一个重要而简单的道理：当你该考虑动用激励机制的威力时，千万千万别考虑其他的。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律顾问，他在一家大型投资银行任职，从来没犯错，却丢失了工作，因为他忽略了富兰克林这句箴言中蕴含的教训。这位顾问没能成功地说服其客户。这位顾问对客户说，你有道德责任去做某件事，在这一点上，顾问是正确的。可是他没有告诉客户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客户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结果，这位顾问和他的客户都丢掉了工作。
我们还应该记得苏联***得到的下场。苏联***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完全无知，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有个苏联工人这么说：“他们假装给薪水，我们假装在工作。”也许最重要的管理原则就是，“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
但是太过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也有缺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B.F.斯金纳就因为过度强调激励机制而闹了笑话。斯金纳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能够取得这种如日中天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早年别出心裁地利用老鼠和鸽子做实验，得出了令人意外的重要结果。和其他方法相比，他利用的激励法能够引发更多的行为变化，也能够更有成效地让他的老鼠和鸽子养成条件反射。他揭示，奖励儿童或者员工已经厌倦的行为是极其愚蠢的。
利用食物作奖励，他甚至如愿以偿地让他的鸽子养成了强烈的迷信。他再三证明自然界存在一种重复出现的、普遍的伟大行为算法：“重复有效的行为”。他还证明即时的回报在改变和延续行为方面远远比延后的回报有效。他的老鼠和鸽子在食物奖励的作用下养成条件反射之后，他发现了那种能够使反射行为保持最长时间的奖励撤销模式：随机分布模式。得到这个研究结果的斯金纳认为他已经完全能够解释人类明知道十赌九输却还是忍不住要赌博的原因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讨论其他导致滥赌行为的心理倾向时将会发现的，斯金纳只说对了一部分。斯金纳的个人声誉后来江河日下，是因为一来，他过度地强调了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乃至认为利用激励机制就能够创建出一个人间乌托邦；二来，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心理学其他部分的威力。因而他就像雅各布·维纳的寻菇犬，只会用激励效应来解释一切。但话又说回来，斯金纳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激励机制是超级有用的。他那些基本实验的结果将会在实验科学的史册上流芳千古。在他死后数十年里，他那种完全依赖奖励的方法在治疗
童自闭症方面比其他任何疗法都有效。
当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的时候，教授们有时会谈起耶鲁大学法学院某个像斯金纳那么死心眼的教授。他们常常说：“埃迪·布兰夏德这老兄真可怜，他还认为宣告式判决能够治疗癌症呢。”嗯，极其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的斯金纳跟这位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差不多。我总是把这种降低了斯金纳声誉的思维习惯称为“铁锤人倾向”，因为有句谚语说：“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所有问题都特别像钉子。”“铁锤人倾向”并没有放过布兰夏德和斯金纳这么聪
明的人。如果你们不注意的话，它也不会放过你们。在这篇讲稿中，我将会好几次提到“铁锤人倾向”，因为正好有一些办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这种令斯金纳教授声名扫地的心理倾向所造成的破坏。
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我所说的“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有的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变得道德高尚，然而在激励机制的驱动之下，他可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以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他还会为自己的糟糕行为寻找借口，就像施乐公司那些为了得到最高提成而不惜损害顾客利益的销售员。
我很早就学到这个道理。故事发生在我祖父的故乡，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当地有个外科医生，他年复一年地将大量的正常胆囊送到该市最好的医院的病理学实验室。众所周知，社区医院的管理体系很糟糕，所以这位医生如此乱来了许多年才被革除职务。那位负责开除这个人的医生是我们家的世交，我问他：“难道这名外科医生心里想，‘这么做能够展示我的医术很高明？’——这家伙手术做得非常好——‘而且每年通过把正常胆囊切掉来谋害几个病
人能让我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我的朋友说：“不是这样子的啦，查理。他认为胆囊是所有疾病的祸根，而且如果你真的爱护病人，就应该尽快把这个器官切除掉。”
这个例子很极端，但每个专业人士和每个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名外科医生的认知倾向。它能引发极其可怕的行为。就拿那些推销商业地产和企业的经纪人来说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哪怕稍稍客观的经纪人。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我遇到过的管理顾问没有不在他们的报告结束时写上这个相同的建议的：“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管理顾问服务。”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非常普遍，所以人们往往必须怀疑或者有保留地接受其专业顾问的建议，哪怕这
个顾问是一名工程师。一般的对策如下：（1）如果顾问提出的专业建议对他本身特别有利，你就应该特别害怕这些建议；（2）在和顾问打交道时，学习和使用你的顾问所在行业的基本知识；（3）复核、质疑或者更换你得到的建议，除非经过客观考虑之后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合适的。
激励机制能够导致人们在做坏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正当的，国防部的采购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前国防部采购时签署的都是成本保利合同（以成本再加一个比例的利润作价），而产生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这促使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签署这样的合同是违法的，而且犯的不是轻罪，是重罪。
顺便说一声，虽然政府部门签署成本保利合同已经被正确地定为重罪，但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律师事务所和大量的企业，依然采用了一种成本保利的奖励系统。在这种普遍的激励模式之下，有些人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驱使，做出了许多极其可怕的事情。而这些行为不轨的人当中有许多原本正派得足让你们会很乐意和他们成为亲家。
人类大脑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这里面蕴含着几个大道理。比如，收款机的发明能够使不诚实的行为难以得逞，所以它对文明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斯金纳十分清楚地知道的，得到奖励的坏行为特别容易形成习惯。所以收款机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工具。顺便说一下，收款机的发明者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经拥有一家小商店，店里的员工经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钱，所以他从来没赚到什么钱。后来有人卖给他两台收款机，
他的商店马上开始盈利。他很快把商店关掉，进入了收款机行业。他创办的公司就是那家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国民收款机公司。帕特森把“重复有效的行为”作为行为指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他脾气很古怪，但热衷于做善事（不过他对竞争对手冷酷无情，他把所有竞争对手都看做是潜在的专利盗窃者）。帕特森的口头禅是“寿衣没有口袋”，他和卡内基一样，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财产都捐作善款了。帕特森的收款机对文明的
贡献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广收款机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自撰的墓志铭：“我并没有彻底地死去。”
由于职员存在这种为了获取回报而给糟糕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发明的控制现金手段之外，企业还需要其他许多对策。也许最重要的对策是采用合理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西屋电器（Westinghouse）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西屋电器属下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子公司放出了许多和西屋电气其他业务毫无关联的贷款。西屋电器的管理人员也许是因为妒忌通用电气，所以想要从对外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西屋电器的会计实践是这样的，它主要根据从前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的经验来为这些对外贷款提取未来的贷款坏账准备金，而它原来贷款给子公司则不太可能出现巨额的贷款损失。
有两类特殊的贷款理所当然地会给借款人造成大麻烦。第一类是面向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额为建设费用的 95%的贷款，第二类是面向酒店的建筑贷款。正常来讲呢，如果有人愿意按照酒店实际建筑成本的 95%贷款给开发商，那么贷款利率应该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为贷款损失的风险比一般贷款高出很多。所以按照合理的会计方法，在发放大量占到实际建筑成本95%的贷款给酒店开发商时，西屋电器应该在财务报表中将所有这些贷款记为零利润，甚至记为损失，直到许多年后把贷款收回来为止。但是西屋电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大量发放给酒店开发商的贷款等同于以前那些很少产生损失的贷款，把账做得很漂亮。这让负责放贷的管理人员显得很优秀，因为财务报表显示出那些对外贷款带来了极高的收入。国际和外部的会计师认可了西屋电器这种糟糕的做账方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谁给我面包吃，我就给谁唱歌。”
结果西屋电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这该怪谁呢？怪那个从电冰箱部门调到公司高层并突然决定贷款给酒店开发商的家伙吗？还是怪那些会计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一种几乎肯定会使信贷管理人员产生偏激行为的激励机制坐视不管。）我认为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些创造出这种会计系统的会计人员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运钞公司突然决定不用武装车辆押运现金，而改让手无寸铁的侏儒用敞开的篮子提着现金走过贫民窟。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们，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西屋电器东窗事发之后，通用电气旗下的投资银行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采用了一种愚蠢的电脑程序，致使债券交易员能够利用这种程序虚构出巨额利润。从此以后，许多公司的会计工作变得更加糟糕了，也许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Enron）。
所以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有很重要的对策），比如说收款机和合理的会计系统。但是当我在几年前翻阅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教科书虽然有 1000 页那么厚，却很少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对帕特森或者合理的会计系统更是只字不提。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理学的概论课程完全没有提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及其对策，尽管世界各地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绘了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尽管企业界早就有了应付这种偏见的对策。到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极为明显，但很难通过容易做的、可重复的学术实验得到证明，那些心理学的寻菇犬就会忽略它。
有时候，其他学科对各种心理倾向表现出的兴趣，至少比心理学教科书中体现的要浓厚。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场考虑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就为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所产生的后果取了一个名字：“代理成本”。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经济学家知道，就像稻谷总是被老鼠吃掉一样，雇主的利益总是因为雇员不正当地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受损。雇主可以采用的对策包括制定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对败露的不轨行为进行严厉的公开惩处，使用防止钻营的规章制度和收款机等机器。而站在雇员的立场来看，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自然会促使雇主对他们进行压迫：血汗工厂、危险的工作场所等等。若要解决职员遇到的这些糟糕问题，不但工会要给雇主施加压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动，包括制定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法律、工作场所安全规章制度，采取一些便于工人组织工会的措施，还有完善工人的薪酬系统。考虑到劳资双方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而相互对峙，我们就不会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阴阳对立的理论了。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无所不在，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后果。例如，与有底薪的销售员相比，单纯靠提成过日子的销售员更难保证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无底薪的销售员的工作绩效会更加突出。因此，企业在制定销售员的薪酬制度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许多由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的巨网中，绝大多数能够在残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资本家均非等闲之辈，他们会防止企业中出现任何浪费的行为，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毕竟，他们要靠竞争性价格和他们的总体成本之间的利差来过日子，如果总体成本超过了销售额，他们就难逃灭亡的厄运。如果用那些从政府支取薪水的职员来取代这些资本家，那么市场经济的总体效率将会**降低，因为每个取代资本家的职员在考虑为领取他的薪水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好的同事的压力时会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影响。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另外一个常见后果是，人们倾向于钻各种制度的空子，他们往往在损人利己方面表现得极有创意。因此，几乎所有制度设计都必须具备防止钻空子的重要属性。制度设计还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尽量避免奖励容易作假的事情。然而我们的议员和法官，通常包括许多在优秀大学受过教育的律师，往往会忽略这个原则。社会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德风气败坏，效率下降，出现的不公平的成本转嫁和财富转移。如果高等学府提高教育质量，传授更多的心理学知识，而学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学知识，那么我们的立法机构和法院将会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当然，现在驱使人们行动的主要奖励是金钱。只要一个毫无实质价值的筹码能够固定换到一根香蕉，那么人们就可以对猴子进行训练，让它为了筹码而工作，仿佛筹码就是香蕉一样。同样道理，人类也会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会为了钱而更加卖命地工作，因为人类的金钱除了可以换到食物之外，还能换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拥有或花掉金钱通常也会让人显得有身份。此外，富人往往会出于习惯，更加努力地为金钱而工作，尽管他们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钱。总的来说，金钱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驱动力，这在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是没有先例的。金钱奖励也跟其他形式的奖励混合在一起。例如，有些人花钱买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捞钱，而有些人同时做这两件事。
虽然在各种奖励中金钱是最主要的，但它并非是惟一有效的奖励。人们也会为了性、友谊、伴侣、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钱因素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
“祖母的规矩”也证实了奖励是非常有用的。它的效果特别突出，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提到它。你可以用这个规矩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哪怕你使用的奖励品是你已经拥有的！实际上，许多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顾问经常要求商业组织教会管理人员用“祖母的规矩”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日常行为，借此改善它们的奖励系统。具体来说，祖母的规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点之前先把他们的胡萝卜吃掉。把它应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员每天强迫他们自己先完
成他们不喜欢然而必要的任务，再奖励他们自己去处理那些他们喜欢的任务。考虑到奖励的超级威力，这种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此外，这个规矩也可以被用于生活中非商业的部分。那些顾问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这种做法并不是无意的。根据斯金纳的教导，他们知道即时的奖励是最有效的。
当然，惩罚也强烈地影响到行为和认知，尽管它的弹性和效果不像奖励那么好。例如，非法操纵物价的行为以前在美国很常见，因为遇到这种行为，政府往往是罚款了事。后来有几个重要的企业高管被革职还被送往联邦监狱服刑。此后，操纵价格的行为就**减少了。
陆军和海军部队在利用惩罚来改变行为方面做得很极端，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需要士兵的绝对服从。大约在恺撒的年代，欧洲有个部落，每当集结号角吹响时，最后一个到达的士兵就会被杀死，于是没有人愿意跟这个部落打仗。乔治·华盛顿则把那些当逃兵的农场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来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荣令睿
最典型的就是保险、理财产品的推销员，及其努力、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目标，而往往不是从客户的实际需求，跟他们的激励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2008年，很多富人从衣冠楚楚、一口港台腔的金融衍生品的理财经理手里买入CDS等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这些衣冠楚楚的人，更是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
对于基金经理，由于自身的收入跟当年基金收益排名有极大关系，而不是长期的绝对收益，他们很难进行长期的基于价值的投资；另外，基金公司的获得佣金跟管理基金的规模有极大的关系，很好理解，股市泡沫越高，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规模越大，而不关注投资者投入资金的风险。这种激励偏见很容易解决，只要基金公司的佣金、基金经理的收入跟基金长期的绝对收益挂钩，或者要求基金公司强制认购自己发行基金的10%份额并长期保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存在。
查理.芒格说，多个同向的误判心理因素同时起作用，导致的结果才更可怕。比如如果上述当事者受到“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仍能辨别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问题或者欺诈，结果可能没那么糟糕；但是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由于“避免怀疑”、“避免不一致”等倾向，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慢慢接受自己工作的状态和产品，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产品有问题甚至存在欺诈。
合法的骗子和强盗才是最危险的。并不是说这个行业都是骗子，但由于激励机制以及误判心理等原因，产生骗子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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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
我最先讨论这个倾向，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完全明白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改变认知和行为方面有多么重要。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例如，我觉得自我成年以来，在理解激励机制的威力方面，我比 95%的同龄人要好，然而我总是低估那种威力。每年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我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有更深的体会。
说到激励机制的威力，在所有案例中，我最欣赏的是联邦快递的案例。联邦快递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是保证货物按时送达，它必须在三更半夜让所有的飞机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把货物快速转发到各架飞机上。如果哪个环节出现了延误，联邦快递就无法把货物及时地送到客户手里。曾经有一段时间，联邦快递的夜班工人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他们对工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就是没效果。最后有个人终于想通了：公司并不希望职员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是希望他们快速地、无差错地完成某项任务，所以按照小时来支付夜班薪水的做法是很傻的。也许，这个人想，如果他们按照班次来支付薪水，并允许夜班工人在把所有货物装上飞机之后提前回家，那么这个系统会运转得更好。你瞧，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了。
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早期的时候，乔·威尔逊（注：乔·威尔逊，1909—1971，美国施乐公司创办人、慈善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那时已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但不得不辞职又回到施乐公司，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施乐的新机器总是卖得不如那些性能低下的旧机器好。回到施乐之后，他发现根据公司和销售员签署的销售提成协议，把旧机器卖给客户，销售员能得到很高的提成；在这种变态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劣等的旧机器当然卖得更好。
然后还有马克·吐温那只猫的案例。那只猫被热火炉烫过之后，再也不愿意坐在火炉上了，不管火炉是热的还是冷的。
我们还应该听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建议。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过：“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句睿智的箴言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掌握一个重要而简单的道理：当你该考虑动用激励机制的威力时，千万千万别考虑其他的。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律顾问，他在一家大型投资银行任职，从来没犯错，却丢失了工作，因为他忽略了富兰克林这句箴言中蕴含的教训。这位顾问没能成功地说服其客户。这位顾问对客户说，你有道德责任去做某件事，在这一点上，顾问是正确的。可是他没有告诉客户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客户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结果，这位顾问和他的客户都丢掉了工作。
我们还应该记得苏联***得到的下场。苏联***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完全无知，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有个苏联工人这么说：“他们假装给薪水，我们假装在工作。”也许最重要的管理原则就是，“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
但是太过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也有缺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B.F.斯金纳就因为过度强调激励机制而闹了笑话。斯金纳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能够取得这种如日中天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早年别出心裁地利用老鼠和鸽子做实验，得出了令人意外的重要结果。和其他方法相比，他利用的激励法能够引发更多的行为变化，也能够更有成效地让他的老鼠和鸽子养成条件反射。他揭示，奖励儿童或者员工已经厌倦的行为是极其愚蠢的。
利用食物作奖励，他甚至如愿以偿地让他的鸽子养成了强烈的迷信。他再三证明自然界存在一种重复出现的、普遍的伟大行为算法：“重复有效的行为”。他还证明即时的回报在改变和延续行为方面远远比延后的回报有效。他的老鼠和鸽子在食物奖励的作用下养成条件反射之后，他发现了那种能够使反射行为保持最长时间的奖励撤销模式：随机分布模式。得到这个研究结果的斯金纳认为他已经完全能够解释人类明知道十赌九输却还是忍不住要赌博的原因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讨论其他导致滥赌行为的心理倾向时将会发现的，斯金纳只说对了一部分。斯金纳的个人声誉后来江河日下，是因为一来，他过度地强调了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乃至认为利用激励机制就能够创建出一个人间乌托邦；二来，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心理学其他部分的威力。因而他就像雅各布·维纳的寻菇犬，只会用激励效应来解释一切。但话又说回来，斯金纳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激励机制是超级有用的。他那些基本实验的结果将会在实验科学的史册上流芳千古。在他死后数十年里，他那种完全依赖奖励的方法在治疗
童自闭症方面比其他任何疗法都有效。
当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的时候，教授们有时会谈起耶鲁大学法学院某个像斯金纳那么死心眼的教授。他们常常说：“埃迪·布兰夏德这老兄真可怜，他还认为宣告式判决能够治疗癌症呢。”嗯，极其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的斯金纳跟这位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差不多。我总是把这种降低了斯金纳声誉的思维习惯称为“铁锤人倾向”，因为有句谚语说：“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所有问题都特别像钉子。”“铁锤人倾向”并没有放过布兰夏德和斯金纳这么聪
明的人。如果你们不注意的话，它也不会放过你们。在这篇讲稿中，我将会好几次提到“铁锤人倾向”，因为正好有一些办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这种令斯金纳教授声名扫地的心理倾向所造成的破坏。
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我所说的“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有的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变得道德高尚，然而在激励机制的驱动之下，他可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以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他还会为自己的糟糕行为寻找借口，就像施乐公司那些为了得到最高提成而不惜损害顾客利益的销售员。
我很早就学到这个道理。故事发生在我祖父的故乡，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当地有个外科医生，他年复一年地将大量的正常胆囊送到该市最好的医院的病理学实验室。众所周知，社区医院的管理体系很糟糕，所以这位医生如此乱来了许多年才被革除职务。那位负责开除这个人的医生是我们家的世交，我问他：“难道这名外科医生心里想，‘这么做能够展示我的医术很高明？’——这家伙手术做得非常好——‘而且每年通过把正常胆囊切掉来谋害几个病
人能让我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我的朋友说：“不是这样子的啦，查理。他认为胆囊是所有疾病的祸根，而且如果你真的爱护病人，就应该尽快把这个器官切除掉。”
这个例子很极端，但每个专业人士和每个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名外科医生的认知倾向。它能引发极其可怕的行为。就拿那些推销商业地产和企业的经纪人来说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哪怕稍稍客观的经纪人。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我遇到过的管理顾问没有不在他们的报告结束时写上这个相同的建议的：“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管理顾问服务。”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非常普遍，所以人们往往必须怀疑或者有保留地接受其专业顾问的建议，哪怕这
个顾问是一名工程师。一般的对策如下：（1）如果顾问提出的专业建议对他本身特别有利，你就应该特别害怕这些建议；（2）在和顾问打交道时，学习和使用你的顾问所在行业的基本知识；（3）复核、质疑或者更换你得到的建议，除非经过客观考虑之后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合适的。
激励机制能够导致人们在做坏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正当的，国防部的采购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前国防部采购时签署的都是成本保利合同（以成本再加一个比例的利润作价），而产生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这促使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签署这样的合同是违法的，而且犯的不是轻罪，是重罪。
顺便说一声，虽然政府部门签署成本保利合同已经被正确地定为重罪，但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律师事务所和大量的企业，依然采用了一种成本保利的奖励系统。在这种普遍的激励模式之下，有些人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驱使，做出了许多极其可怕的事情。而这些行为不轨的人当中有许多原本正派得足让你们会很乐意和他们成为亲家。
人类大脑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这里面蕴含着几个大道理。比如，收款机的发明能够使不诚实的行为难以得逞，所以它对文明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斯金纳十分清楚地知道的，得到奖励的坏行为特别容易形成习惯。所以收款机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工具。顺便说一下，收款机的发明者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经拥有一家小商店，店里的员工经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钱，所以他从来没赚到什么钱。后来有人卖给他两台收款机，
他的商店马上开始盈利。他很快把商店关掉，进入了收款机行业。他创办的公司就是那家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国民收款机公司。帕特森把“重复有效的行为”作为行为指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他脾气很古怪，但热衷于做善事（不过他对竞争对手冷酷无情，他把所有竞争对手都看做是潜在的专利盗窃者）。帕特森的口头禅是“寿衣没有口袋”，他和卡内基一样，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财产都捐作善款了。帕特森的收款机对文明的
贡献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广收款机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自撰的墓志铭：“我并没有彻底地死去。”
由于职员存在这种为了获取回报而给糟糕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发明的控制现金手段之外，企业还需要其他许多对策。也许最重要的对策是采用合理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西屋电器（Westinghouse）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西屋电器属下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子公司放出了许多和西屋电气其他业务毫无关联的贷款。西屋电器的管理人员也许是因为妒忌通用电气，所以想要从对外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西屋电器的会计实践是这样的，它主要根据从前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的经验来为这些对外贷款提取未来的贷款坏账准备金，而它原来贷款给子公司则不太可能出现巨额的贷款损失。
有两类特殊的贷款理所当然地会给借款人造成大麻烦。第一类是面向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额为建设费用的 95%的贷款，第二类是面向酒店的建筑贷款。正常来讲呢，如果有人愿意按照酒店实际建筑成本的 95%贷款给开发商，那么贷款利率应该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为贷款损失的风险比一般贷款高出很多。所以按照合理的会计方法，在发放大量占到实际建筑成本95%的贷款给酒店开发商时，西屋电器应该在财务报表中将所有这些贷款记为零利润，甚至记为损失，直到许多年后把贷款收回来为止。但是西屋电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大量发放给酒店开发商的贷款等同于以前那些很少产生损失的贷款，把账做得很漂亮。这让负责放贷的管理人员显得很优秀，因为财务报表显示出那些对外贷款带来了极高的收入。国际和外部的会计师认可了西屋电器这种糟糕的做账方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谁给我面包吃，我就给谁唱歌。”
结果西屋电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这该怪谁呢？怪那个从电冰箱部门调到公司高层并突然决定贷款给酒店开发商的家伙吗？还是怪那些会计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一种几乎肯定会使信贷管理人员产生偏激行为的激励机制坐视不管。）我认为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些创造出这种会计系统的会计人员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运钞公司突然决定不用武装车辆押运现金，而改让手无寸铁的侏儒用敞开的篮子提着现金走过贫民窟。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们，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西屋电器东窗事发之后，通用电气旗下的投资银行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采用了一种愚蠢的电脑程序，致使债券交易员能够利用这种程序虚构出巨额利润。从此以后，许多公司的会计工作变得更加糟糕了，也许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Enron）。
所以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有很重要的对策），比如说收款机和合理的会计系统。但是当我在几年前翻阅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教科书虽然有 1000 页那么厚，却很少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对帕特森或者合理的会计系统更是只字不提。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理学的概论课程完全没有提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及其对策，尽管世界各地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绘了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尽管企业界早就有了应付这种偏见的对策。到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极为明显，但很难通过容易做的、可重复的学术实验得到证明，那些心理学的寻菇犬就会忽略它。
有时候，其他学科对各种心理倾向表现出的兴趣，至少比心理学教科书中体现的要浓厚。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场考虑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就为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所产生的后果取了一个名字：“代理成本”。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经济学家知道，就像稻谷总是被老鼠吃掉一样，雇主的利益总是因为雇员不正当地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受损。雇主可以采用的对策包括制定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对败露的不轨行为进行严厉的公开惩处，使用防止钻营的规章制度和收款机等机器。而站在雇员的立场来看，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自然会促使雇主对他们进行压迫：血汗工厂、危险的工作场所等等。若要解决职员遇到的这些糟糕问题，不但工会要给雇主施加压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动，包括制定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法律、工作场所安全规章制度，采取一些便于工人组织工会的措施，还有完善工人的薪酬系统。考虑到劳资双方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而相互对峙，我们就不会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阴阳对立的理论了。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无所不在，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后果。例如，与有底薪的销售员相比，单纯靠提成过日子的销售员更难保证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无底薪的销售员的工作绩效会更加突出。因此，企业在制定销售员的薪酬制度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许多由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的巨网中，绝大多数能够在残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资本家均非等闲之辈，他们会防止企业中出现任何浪费的行为，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毕竟，他们要靠竞争性价格和他们的总体成本之间的利差来过日子，如果总体成本超过了销售额，他们就难逃灭亡的厄运。如果用那些从政府支取薪水的职员来取代这些资本家，那么市场经济的总体效率将会**降低，因为每个取代资本家的职员在考虑为领取他的薪水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好的同事的压力时会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影响。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的另外一个常见后果是，人们倾向于钻各种制度的空子，他们往往在损人利己方面表现得极有创意。因此，几乎所有制度设计都必须具备防止钻空子的重要属性。制度设计还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尽量避免奖励容易作假的事情。然而我们的议员和法官，通常包括许多在优秀大学受过教育的律师，往往会忽略这个原则。社会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德风气败坏，效率下降，出现的不公平的成本转嫁和财富转移。如果高等学府提高教育质量，传授更多的心理学知识，而学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学知识，那么我们的立法机构和法院将会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当然，现在驱使人们行动的主要奖励是金钱。只要一个毫无实质价值的筹码能够固定换到一根香蕉，那么人们就可以对猴子进行训练，让它为了筹码而工作，仿佛筹码就是香蕉一样。同样道理，人类也会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会为了钱而更加卖命地工作，因为人类的金钱除了可以换到食物之外，还能换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拥有或花掉金钱通常也会让人显得有身份。此外，富人往往会出于习惯，更加努力地为金钱而工作，尽管他们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钱。总的来说，金钱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驱动力，这在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是没有先例的。金钱奖励也跟其他形式的奖励混合在一起。例如，有些人花钱买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捞钱，而有些人同时做这两件事。
虽然在各种奖励中金钱是最主要的，但它并非是惟一有效的奖励。人们也会为了性、友谊、伴侣、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钱因素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
“祖母的规矩”也证实了奖励是非常有用的。它的效果特别突出，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提到它。你可以用这个规矩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哪怕你使用的奖励品是你已经拥有的！实际上，许多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顾问经常要求商业组织教会管理人员用“祖母的规矩”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日常行为，借此改善它们的奖励系统。具体来说，祖母的规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点之前先把他们的胡萝卜吃掉。把它应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员每天强迫他们自己先完
成他们不喜欢然而必要的任务，再奖励他们自己去处理那些他们喜欢的任务。考虑到奖励的超级威力，这种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此外，这个规矩也可以被用于生活中非商业的部分。那些顾问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这种做法并不是无意的。根据斯金纳的教导，他们知道即时的奖励是最有效的。
当然，惩罚也强烈地影响到行为和认知，尽管它的弹性和效果不像奖励那么好。例如，非法操纵物价的行为以前在美国很常见，因为遇到这种行为，政府往往是罚款了事。后来有几个重要的企业高管被革职还被送往联邦监狱服刑。此后，操纵价格的行为就**减少了。
陆军和海军部队在利用惩罚来改变行为方面做得很极端，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需要士兵的绝对服从。大约在恺撒的年代，欧洲有个部落，每当集结号角吹响时，最后一个到达的士兵就会被杀死，于是没有人愿意跟这个部落打仗。乔治·华盛顿则把那些当逃兵的农场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来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荣令睿
薄伊倾城：PEG指标估值误区
wx168 • 5 个评论
成长股的估值，一直是投资的经典问题。显然，成长股业绩增速快，获得的利润不断进行投入扩大再生产，用PB、PE这些经典传统价投指标去衡量不太合适。于是，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成长股投资者往往采用PEG去衡量一个成长性企业的估值是否合理。然而，PEG指标就没有缺陷么？本文将重点举例说明。
PEG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是用公司的市盈率(PE)除以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用它进行选股的时候就是选那些市盈率较低，同时增长速度又是比较高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PEG会非常低。
更加精准的PEG指标定义，是用公司的市盈率 (PE)除以公司未来3或5年的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PE)仅仅反映了某股票当前价值，PEG则把股票当前的价值和该股未来的成长联系了起来，故对成长股进行估值具有一定帮助。举例来讲，一只股票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当PEG等于1时，表明市场赋予这只股票的估值可以充分反映其未来业绩的成长性。
上述定义，重点要明确几点：
1. PEG指标中判断的难点在于未来业绩的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预测性的指标，伴随着公司每季度财务报表发布，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会发生改变，从而增加PEG指标判断的难度。
2. PEG指标中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应排出企业高送转的影响，举例来讲，一家企业发布中报，方案10送20，那么股本扩大为原来的3倍，如果单看每股收益也会发生突变对结果产生偏差。
3. PEG指标中强调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而并非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非常有实际意义，这体现了对广大股东利益的保护。举例来讲，一家企业不断通过外延扩张去增加其利润，若每年完成一次并购计划（并购标的的年利润与原公司利润相当），那么公司的净利润的增长率将长期保持在100%，此时去估值显然不妥。
然而了解了上述几条基本知识就顺利运用PEG估值去选股了么，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PEG是否完全考虑了企业的成长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A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B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15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15%，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
从单纯PEG指标角度去考量，这两个企业投资价值相当。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微有点投资意识的朋友都会知道选择A企业更佳。原因出在第二年，若A，B两个企业维持业绩增速不变、市值也不变，那么第二年，A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6.67，B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3.04，而A公司对应的PEG为0.83，B公司对应的PEG为0.87，显然A公司更有投资吸引力。年份越向后推，A、B公司PEG指标相差的幅度越大，而业绩增速越快，相差的幅度也会越明显。用一句话简要概括：成长性足够好，PEG数值即使偏高也并不一定高估。
上述的分析仅限于理论上，但能给我们实际的择股和操作很多启发：
1. 投资成长企业，最重要的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静态数据的计算，如果有能力计算1-3年后的企业盈利能力，再进行估值分析准确率会更高。
2. PEG指标的难点也就是对未来的判断，若受明显的周期性行业，近几年每股收益增长率极高而此后有大幅降低的可能，尽管综合测算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仍然较高，参与仍需谨慎。
3. 估值的准确计算永远是滞后于企业成长的，即使用PEG指标去估测也不例外。很多公司即使PEG数值很低也不涨，并非市场漠视价值，而是市场提前反应了对未来的预期。只有做到先人一步，提前潜伏，才能有机会尝到业绩提升和估值提升的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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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是用公司的市盈率(PE)除以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用它进行选股的时候就是选那些市盈率较低，同时增长速度又是比较高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PEG会非常低。
更加精准的PEG指标定义，是用公司的市盈率 (PE)除以公司未来3或5年的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PE)仅仅反映了某股票当前价值，PEG则把股票当前的价值和该股未来的成长联系了起来，故对成长股进行估值具有一定帮助。举例来讲，一只股票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当PEG等于1时，表明市场赋予这只股票的估值可以充分反映其未来业绩的成长性。
上述定义，重点要明确几点：
1. PEG指标中判断的难点在于未来业绩的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预测性的指标，伴随着公司每季度财务报表发布，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会发生改变，从而增加PEG指标判断的难度。
2. PEG指标中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应排出企业高送转的影响，举例来讲，一家企业发布中报，方案10送20，那么股本扩大为原来的3倍，如果单看每股收益也会发生突变对结果产生偏差。
3. PEG指标中强调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而并非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非常有实际意义，这体现了对广大股东利益的保护。举例来讲，一家企业不断通过外延扩张去增加其利润，若每年完成一次并购计划（并购标的的年利润与原公司利润相当），那么公司的净利润的增长率将长期保持在100%，此时去估值显然不妥。
然而了解了上述几条基本知识就顺利运用PEG估值去选股了么，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PEG是否完全考虑了企业的成长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A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B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15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15%，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
从单纯PEG指标角度去考量，这两个企业投资价值相当。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微有点投资意识的朋友都会知道选择A企业更佳。原因出在第二年，若A，B两个企业维持业绩增速不变、市值也不变，那么第二年，A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6.67，B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3.04，而A公司对应的PEG为0.83，B公司对应的PEG为0.87，显然A公司更有投资吸引力。年份越向后推，A、B公司PEG指标相差的幅度越大，而业绩增速越快，相差的幅度也会越明显。用一句话简要概括：成长性足够好，PEG数值即使偏高也并不一定高估。
上述的分析仅限于理论上，但能给我们实际的择股和操作很多启发：
1. 投资成长企业，最重要的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静态数据的计算，如果有能力计算1-3年后的企业盈利能力，再进行估值分析准确率会更高。
2. PEG指标的难点也就是对未来的判断，若受明显的周期性行业，近几年每股收益增长率极高而此后有大幅降低的可能，尽管综合测算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仍然较高，参与仍需谨慎。
3. 估值的准确计算永远是滞后于企业成长的，即使用PEG指标去估测也不例外。很多公司即使PEG数值很低也不涨，并非市场漠视价值，而是市场提前反应了对未来的预期。只有做到先人一步，提前潜伏，才能有机会尝到业绩提升和估值提升的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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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股的估值，一直是投资的经典问题。显然，成长股业绩增速快，获得的利润不断进行投入扩大再生产，用PB、PE这些经典传统价投指标去衡量不太合适。于是，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成长股投资者往往采用PEG去衡量一个成长性企业的估值是否合理。然而，PEG指标就没有缺陷么？本文将重点举例说明。
PEG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是用公司的市盈率(PE)除以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用它进行选股的时候就是选那些市盈率较低，同时增长速度又是比较高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PEG会非常低。
更加精准的PEG指标定义，是用公司的市盈率 (PE)除以公司未来3或5年的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PE)仅仅反映了某股票当前价值，PEG则把股票当前的价值和该股未来的成长联系了起来，故对成长股进行估值具有一定帮助。举例来讲，一只股票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当PEG等于1时，表明市场赋予这只股票的估值可以充分反映其未来业绩的成长性。
上述定义，重点要明确几点：
1. PEG指标中判断的难点在于未来业绩的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预测性的指标，伴随着公司每季度财务报表发布，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会发生改变，从而增加PEG指标判断的难度。
2. PEG指标中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应排出企业高送转的影响，举例来讲，一家企业发布中报，方案10送20，那么股本扩大为原来的3倍，如果单看每股收益也会发生突变对结果产生偏差。
3. PEG指标中强调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而并非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非常有实际意义，这体现了对广大股东利益的保护。举例来讲，一家企业不断通过外延扩张去增加其利润，若每年完成一次并购计划（并购标的的年利润与原公司利润相当），那么公司的净利润的增长率将长期保持在100%，此时去估值显然不妥。
然而了解了上述几条基本知识就顺利运用PEG估值去选股了么，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PEG是否完全考虑了企业的成长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A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B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15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15%，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
从单纯PEG指标角度去考量，这两个企业投资价值相当。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微有点投资意识的朋友都会知道选择A企业更佳。原因出在第二年，若A，B两个企业维持业绩增速不变、市值也不变，那么第二年，A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6.67，B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3.04，而A公司对应的PEG为0.83，B公司对应的PEG为0.87，显然A公司更有投资吸引力。年份越向后推，A、B公司PEG指标相差的幅度越大，而业绩增速越快，相差的幅度也会越明显。用一句话简要概括：成长性足够好，PEG数值即使偏高也并不一定高估。
上述的分析仅限于理论上，但能给我们实际的择股和操作很多启发：
1. 投资成长企业，最重要的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静态数据的计算，如果有能力计算1-3年后的企业盈利能力，再进行估值分析准确率会更高。
2. PEG指标的难点也就是对未来的判断，若受明显的周期性行业，近几年每股收益增长率极高而此后有大幅降低的可能，尽管综合测算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仍然较高，参与仍需谨慎。
3. 估值的准确计算永远是滞后于企业成长的，即使用PEG指标去估测也不例外。很多公司即使PEG数值很低也不涨，并非市场漠视价值，而是市场提前反应了对未来的预期。只有做到先人一步，提前潜伏，才能有机会尝到业绩提升和估值提升的双击
PEG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是用公司的市盈率(PE)除以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用它进行选股的时候就是选那些市盈率较低，同时增长速度又是比较高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PEG会非常低。
更加精准的PEG指标定义，是用公司的市盈率 (PE)除以公司未来3或5年的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PE)仅仅反映了某股票当前价值，PEG则把股票当前的价值和该股未来的成长联系了起来，故对成长股进行估值具有一定帮助。举例来讲，一只股票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当PEG等于1时，表明市场赋予这只股票的估值可以充分反映其未来业绩的成长性。
上述定义，重点要明确几点：
1. PEG指标中判断的难点在于未来业绩的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预测性的指标，伴随着公司每季度财务报表发布，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会发生改变，从而增加PEG指标判断的难度。
2. PEG指标中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应排出企业高送转的影响，举例来讲，一家企业发布中报，方案10送20，那么股本扩大为原来的3倍，如果单看每股收益也会发生突变对结果产生偏差。
3. PEG指标中强调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而并非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非常有实际意义，这体现了对广大股东利益的保护。举例来讲，一家企业不断通过外延扩张去增加其利润，若每年完成一次并购计划（并购标的的年利润与原公司利润相当），那么公司的净利润的增长率将长期保持在100%，此时去估值显然不妥。
然而了解了上述几条基本知识就顺利运用PEG估值去选股了么，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PEG是否完全考虑了企业的成长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A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20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20%，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B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15倍，其未来5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为15%，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1。
从单纯PEG指标角度去考量，这两个企业投资价值相当。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微有点投资意识的朋友都会知道选择A企业更佳。原因出在第二年，若A，B两个企业维持业绩增速不变、市值也不变，那么第二年，A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6.67，B公司的市盈率就变为13.04，而A公司对应的PEG为0.83，B公司对应的PEG为0.87，显然A公司更有投资吸引力。年份越向后推，A、B公司PEG指标相差的幅度越大，而业绩增速越快，相差的幅度也会越明显。用一句话简要概括：成长性足够好，PEG数值即使偏高也并不一定高估。
上述的分析仅限于理论上，但能给我们实际的择股和操作很多启发：
1. 投资成长企业，最重要的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静态数据的计算，如果有能力计算1-3年后的企业盈利能力，再进行估值分析准确率会更高。
2. PEG指标的难点也就是对未来的判断，若受明显的周期性行业，近几年每股收益增长率极高而此后有大幅降低的可能，尽管综合测算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仍然较高，参与仍需谨慎。
3. 估值的准确计算永远是滞后于企业成长的，即使用PEG指标去估测也不例外。很多公司即使PEG数值很低也不涨，并非市场漠视价值，而是市场提前反应了对未来的预期。只有做到先人一步，提前潜伏，才能有机会尝到业绩提升和估值提升的双击
唐朝：绝对估值法，自由现金流折现
wx168 • 9 个评论
估值，就是估算一下这家公司或者这个股票大概值多少钱的意思。投机需要估值，投资也需要估值。投机的估值，侧重于卖，考虑的问题是多少钱可以脱手；投资的估值，侧重于买，考虑的问题是多少钱买下来划算。
有些人的估值是数据和推理，有些人的估值是经验和感觉。当然，也有些人所谓的估值是跳进去以后的自我安慰，不过偶然自慰一下可以，自慰多了，铁定会招来镰刀凌迟大法，成功地被割掉韭菜根，黯然离去。
为了在市场里活着，无论是投机还是投资，无论是经验还是推理，都需要知道一些估值的方法，或者用来赚钱，或者用来壮胆。
估值的书籍很多，方法也很多，但总体来说，只有两大类：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
所谓相对估值，
简单的说，就是给目标公司（就是你要估值的对象）找一家可比公司做参照物，依照可比公司的市值与XX之比，得出一个系数，然后套用在目标公司上，得出一个目标公司值多少钱的结论。
这个XX有很多，常见的有市值/盈利之比，得出市盈率PE；市值/净资产，得出市净率PB（大陆之外，习惯叫市账率，就是市值与账面净资产的比值）；市值/销售额，得出市销率PS；市值与经营现金流净额之比，得出市现率PC；市值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芒格说Ebitda是坨屎）之比，得出市屎率；市值与屁股之比，得出市屁率PP，错了，没市屁率，这条负责搞笑……
总之，一句话，你可以选择可比公司市值与它的任何财务数据相比，得出一个可比公司的PX（劈叉），然后用这个劈叉乘以目标公司的该项财务数据，得出一个估值对象的“应该有的市值”，然后与现有市值相比，来表达是否低估或者高估。
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推到尽，相对估值法的理论依据是：市场既然给张三这个价钱，一定有他的道理；李四跟张三长得很像，也应该值这么多钱。
因此，相对估值法起效的条件有三：1）市场给张三这个价格，真的有它的道理，而不是一时癫痫病发作；2）李四跟张三真的长得很像，而不是你眼花了，误拿张飞做貂蝉的对象。也就是确认你的选的可比公司真的“可以“比；3）你的估值说辞，别人乐意信。乐意信嘛，原因很多，比如你的文章写的很出彩、你是很有影响力的分析师、刚好有人需要这个估值故事……等等。以上三个条件满足俩，相对估值法就会起效，在A股市场里，这种估值法很有市场的，最常见的就是所谓板块联动效应，即他家挖煤的，我家也挖煤的，他涨凭什么我不涨，这基本就算市屁率了，挺有用的，反正市场不缺人信。
单纯“炒”股的话，知道相对估值的劈叉PX，足够了。如果万一天生胆小，或者象老唐一样后天被吓破胆了，不敢炒股，那就稍微麻烦一点了，需要学习绝对估值法。
所谓绝对估值法，
主要指的就是自由现金流折现法以及其变型形态：股利折现法，它是唯一能在逻辑上说得通的估值方法，简单理解就是一家企业值多少钱，要看从现在到它消失的全部时间段里，我能从中拿回多少钱，这些未来可以拿到的钱折合现在的钱是多少。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个100%确定3年后还本的债券，年息为5%，面值为100元，如果你想获得10%的回报率，这个债券多少钱你会买？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现金流折现估值法模型。
怎么算呢？
第一年末，你会得到5元；
第二年末，你又会得到5元钱；
第三年末，你会得到105元；
这个债券总共回收的现金是5+5+105=115元，要价115元，你会买吗？当然不会，除非脑壳进水。你拿今天的115换未来三年陆续拿回来的115，这属于有病。
多少钱才值得买呢？
首先因为是100%确定3年后还本，所以，我们不考虑风险问题。在你期望获得10%的年回报的情况下，第一年末的5元值多少钱呢？值5/（1+10%）≈4.55元，这个计算的含义是，如果现在给我4.55元，然后假如工商银行有一个10%利率的存款，我存进去，一年后我就可以连本带息得到5元，因而在10%的收益率要求下，一年后的5元等价于现在的4.55元。
同样，第二年末的5元，就等于5÷（1+10%）÷（1+10%）=4.13元。原理是将第二年末的5元，等于第一年末4.55元，然后第一年末的4.55又等于现在的4.13元。
同理，第三年末的105元，就等于105÷（1+10%）÷（1+10%）÷（1+10%）=78.89元，含义同样，现在你给我78.89元，我去存年收益10%的存款，三年后同样能拿到105元，因此在10%的收益率假设下，三年后的105元就等价于今天的78.89元。
综上所述，如果我想获得10%的回报，这张债券我最高出价只能是4.55+4.13+78.89=87.57元。
上面这个计算过程，就叫做现金流折现，而这个10%就叫折现率。它的逻辑非常清晰，这张债券全部生命周期里（三年），带给我的全部现金流是三年内的利息15元，加上三年后还本100元，合计115元，按照10%的折现率计算，它的价值就是87.57元。估值结束。
然而，股市里可没有这么纯正的投资品。
首先，公司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之说；
其次，公司经营利润可不一定和债券利息一样，全是白花花的现金，有些利润可能是会计做账作出来的，是欠条，水中花镜中月；
再次，即便是含（现）金量十足的利润，但公司也不能像债券利息一样全部给你，它经常还要投钱进去更新设备或者扩产什么的，需要资本再投入；
最后，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可没人给你打保票。
这四个难题，就造成了股票无法象债券一样清晰的计算出来一个准确的价值，这才是“估值”的“估”字的含义。
怎么解决呢？
首先，公司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一说，我们的“本”就得依赖下一位接盘侠出价才能拿回来。接盘侠在什么价格“一定”会来，这是股市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这个确定了，我们的“本”才能保住，避免了我们想别人的“息”，别人谋走了我们的“本”；
其次，公司的利润要区分是真赚钱（现金）了，还是只赚账上数字。如果只是账上数字，你还得估算它何时变成钱，能变成多少钱；
再次，如果你计算出公司创造出的含金量十足的利润数字，由于这利润也不能分光，公司可能还要更新设备或者扩产什么的。我们还需要去厘清，哪些投入是维持现有获利能力必须耗费掉的钱，哪些是为了扩大获利能力的新投资。对于维持现有获利能力的钱，我们将它当做费用处理（就叫维持费吧）。每年获取的含金量十足的利润里，减去维持费，剩下的就是自由现金流。每年能创造出来的自由现金流，加上你计算的接盘侠会给的钱，一起按照你想要的回报率（折现率），按照不同年限收到的钱分别折现后加总，就得到了这个公司的估值；
然而，由于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估算，既没有国务院文件，也没有银行担保，所以我们还需要给这个估值打个折扣，算成你承担未知风险的代价（风险溢价），最终，你可以买入的价格，出来了。除了你要求的折现率是个确定的数字以外（你可以任意精确到小数点后面N位，只是折现率越高，显然自己能出的价格就越低，买不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的东西都是变量：
1）接盘侠出价；
2）利润真假；
3）每年的自由现金流（它几乎不可能是一模一样多，可能还有波动）；
4）折扣。这四个变量+折现率，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估值”的不同。
赔钱的投资决定，一定是以下一种或几种因素：
①过高的估计了接盘侠出价，被市场繁荣骗；
②将假利润当做了真利润，被公司会计骗；
③高估了每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被自己的乐观骗；
④折扣要求太少，被不确定性骗。
不容易吧？本来就不容易。谁说投资赚钱容易，那一定是骗你的。投资很简单，但并不容易。
要赚钱的投资决策，一定是
①保守估计接盘侠的出价；
②仔细甄别真假报表利润；
③确认自己能够“大体”估算该企业的自由现金流；
④至少留出30%以上折扣。
当然，虽然不容易，但也很简单，比如老唐就多次在雪球说过，我的估值法很简单，两句话：
①三年后15倍市盈率卖出能获利100%，我就会买；
②高杠杆企业打7折。
这里代表着：
①三年内有机会在15倍市盈率水平交给接盘侠；
②能确认利润为真；
③能大体预测出三年后的利润水平；
④留有一定的折扣，实际上三年能赚百分之五六十就已经满意了。
难点在②，但最难是③。认真读财报——解决②；理解企业、选择那些至少能看清楚三年以后净利润水平的企业——解决问题③，这没有捷径，凡是说有捷径的，要么傻要么坏。 查看全部
有些人的估值是数据和推理，有些人的估值是经验和感觉。当然，也有些人所谓的估值是跳进去以后的自我安慰，不过偶然自慰一下可以，自慰多了，铁定会招来镰刀凌迟大法，成功地被割掉韭菜根，黯然离去。
为了在市场里活着，无论是投机还是投资，无论是经验还是推理，都需要知道一些估值的方法，或者用来赚钱，或者用来壮胆。
估值的书籍很多，方法也很多，但总体来说，只有两大类：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
所谓相对估值，
简单的说，就是给目标公司（就是你要估值的对象）找一家可比公司做参照物，依照可比公司的市值与XX之比，得出一个系数，然后套用在目标公司上，得出一个目标公司值多少钱的结论。
这个XX有很多，常见的有市值/盈利之比，得出市盈率PE；市值/净资产，得出市净率PB（大陆之外，习惯叫市账率，就是市值与账面净资产的比值）；市值/销售额，得出市销率PS；市值与经营现金流净额之比，得出市现率PC；市值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芒格说Ebitda是坨屎）之比，得出市屎率；市值与屁股之比，得出市屁率PP，错了，没市屁率，这条负责搞笑……
总之，一句话，你可以选择可比公司市值与它的任何财务数据相比，得出一个可比公司的PX（劈叉），然后用这个劈叉乘以目标公司的该项财务数据，得出一个估值对象的“应该有的市值”，然后与现有市值相比，来表达是否低估或者高估。
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推到尽，相对估值法的理论依据是：市场既然给张三这个价钱，一定有他的道理；李四跟张三长得很像，也应该值这么多钱。
因此，相对估值法起效的条件有三：1）市场给张三这个价格，真的有它的道理，而不是一时癫痫病发作；2）李四跟张三真的长得很像，而不是你眼花了，误拿张飞做貂蝉的对象。也就是确认你的选的可比公司真的“可以“比；3）你的估值说辞，别人乐意信。乐意信嘛，原因很多，比如你的文章写的很出彩、你是很有影响力的分析师、刚好有人需要这个估值故事……等等。以上三个条件满足俩，相对估值法就会起效，在A股市场里，这种估值法很有市场的，最常见的就是所谓板块联动效应，即他家挖煤的，我家也挖煤的，他涨凭什么我不涨，这基本就算市屁率了，挺有用的，反正市场不缺人信。
单纯“炒”股的话，知道相对估值的劈叉PX，足够了。如果万一天生胆小，或者象老唐一样后天被吓破胆了，不敢炒股，那就稍微麻烦一点了，需要学习绝对估值法。
所谓绝对估值法，
主要指的就是自由现金流折现法以及其变型形态：股利折现法，它是唯一能在逻辑上说得通的估值方法，简单理解就是一家企业值多少钱，要看从现在到它消失的全部时间段里，我能从中拿回多少钱，这些未来可以拿到的钱折合现在的钱是多少。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个100%确定3年后还本的债券，年息为5%，面值为100元，如果你想获得10%的回报率，这个债券多少钱你会买？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现金流折现估值法模型。
怎么算呢？
第一年末，你会得到5元；
第二年末，你又会得到5元钱；
第三年末，你会得到105元；
这个债券总共回收的现金是5+5+105=115元，要价115元，你会买吗？当然不会，除非脑壳进水。你拿今天的115换未来三年陆续拿回来的115，这属于有病。
多少钱才值得买呢？
首先因为是100%确定3年后还本，所以，我们不考虑风险问题。在你期望获得10%的年回报的情况下，第一年末的5元值多少钱呢？值5/（1+10%）≈4.55元，这个计算的含义是，如果现在给我4.55元，然后假如工商银行有一个10%利率的存款，我存进去，一年后我就可以连本带息得到5元，因而在10%的收益率要求下，一年后的5元等价于现在的4.55元。
同样，第二年末的5元，就等于5÷（1+10%）÷（1+10%）=4.13元。原理是将第二年末的5元，等于第一年末4.55元，然后第一年末的4.55又等于现在的4.13元。
同理，第三年末的105元，就等于105÷（1+10%）÷（1+10%）÷（1+10%）=78.89元，含义同样，现在你给我78.89元，我去存年收益10%的存款，三年后同样能拿到105元，因此在10%的收益率假设下，三年后的105元就等价于今天的78.89元。
综上所述，如果我想获得10%的回报，这张债券我最高出价只能是4.55+4.13+78.89=87.57元。
上面这个计算过程，就叫做现金流折现，而这个10%就叫折现率。它的逻辑非常清晰，这张债券全部生命周期里（三年），带给我的全部现金流是三年内的利息15元，加上三年后还本100元，合计115元，按照10%的折现率计算，它的价值就是87.57元。估值结束。
然而，股市里可没有这么纯正的投资品。
首先，公司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之说；
其次，公司经营利润可不一定和债券利息一样，全是白花花的现金，有些利润可能是会计做账作出来的，是欠条，水中花镜中月；
再次，即便是含（现）金量十足的利润，但公司也不能像债券利息一样全部给你，它经常还要投钱进去更新设备或者扩产什么的，需要资本再投入；
最后，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可没人给你打保票。
这四个难题，就造成了股票无法象债券一样清晰的计算出来一个准确的价值，这才是“估值”的“估”字的含义。
怎么解决呢？
首先，公司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一说，我们的“本”就得依赖下一位接盘侠出价才能拿回来。接盘侠在什么价格“一定”会来，这是股市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这个确定了，我们的“本”才能保住，避免了我们想别人的“息”，别人谋走了我们的“本”；
其次，公司的利润要区分是真赚钱（现金）了，还是只赚账上数字。如果只是账上数字，你还得估算它何时变成钱，能变成多少钱；
再次，如果你计算出公司创造出的含金量十足的利润数字，由于这利润也不能分光，公司可能还要更新设备或者扩产什么的。我们还需要去厘清，哪些投入是维持现有获利能力必须耗费掉的钱，哪些是为了扩大获利能力的新投资。对于维持现有获利能力的钱，我们将它当做费用处理（就叫维持费吧）。每年获取的含金量十足的利润里，减去维持费，剩下的就是自由现金流。每年能创造出来的自由现金流，加上你计算的接盘侠会给的钱，一起按照你想要的回报率（折现率），按照不同年限收到的钱分别折现后加总，就得到了这个公司的估值；
然而，由于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估算，既没有国务院文件，也没有银行担保，所以我们还需要给这个估值打个折扣，算成你承担未知风险的代价（风险溢价），最终，你可以买入的价格，出来了。除了你要求的折现率是个确定的数字以外（你可以任意精确到小数点后面N位，只是折现率越高，显然自己能出的价格就越低，买不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的东西都是变量：
1）接盘侠出价；
2）利润真假；
3）每年的自由现金流（它几乎不可能是一模一样多，可能还有波动）；
4）折扣。这四个变量+折现率，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估值”的不同。
赔钱的投资决定，一定是以下一种或几种因素：
①过高的估计了接盘侠出价，被市场繁荣骗；
②将假利润当做了真利润，被公司会计骗；
③高估了每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被自己的乐观骗；
④折扣要求太少，被不确定性骗。
不容易吧？本来就不容易。谁说投资赚钱容易，那一定是骗你的。投资很简单，但并不容易。
要赚钱的投资决策，一定是
①保守估计接盘侠的出价；
②仔细甄别真假报表利润；
③确认自己能够“大体”估算该企业的自由现金流；
④至少留出30%以上折扣。
当然，虽然不容易，但也很简单，比如老唐就多次在雪球说过，我的估值法很简单，两句话：
①三年后15倍市盈率卖出能获利100%，我就会买；
②高杠杆企业打7折。
这里代表着：
①三年内有机会在15倍市盈率水平交给接盘侠；
②能确认利润为真；
③能大体预测出三年后的利润水平；
④留有一定的折扣，实际上三年能赚百分之五六十就已经满意了。
难点在②，但最难是③。认真读财报——解决②；理解企业、选择那些至少能看清楚三年以后净利润水平的企业——解决问题③，这没有捷径，凡是说有捷径的，要么傻要么坏。 查看全部
估值，就是估算一下这家公司或者这个股票大概值多少钱的意思。投机需要估值，投资也需要估值。投机的估值，侧重于卖，考虑的问题是多少钱可以脱手；投资的估值，侧重于买，考虑的问题是多少钱买下来划算。
有些人的估值是数据和推理，有些人的估值是经验和感觉。当然，也有些人所谓的估值是跳进去以后的自我安慰，不过偶然自慰一下可以，自慰多了，铁定会招来镰刀凌迟大法，成功地被割掉韭菜根，黯然离去。
为了在市场里活着，无论是投机还是投资，无论是经验还是推理，都需要知道一些估值的方法，或者用来赚钱，或者用来壮胆。
估值的书籍很多，方法也很多，但总体来说，只有两大类：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
所谓相对估值，
简单的说，就是给目标公司（就是你要估值的对象）找一家可比公司做参照物，依照可比公司的市值与XX之比，得出一个系数，然后套用在目标公司上，得出一个目标公司值多少钱的结论。
这个XX有很多，常见的有市值/盈利之比，得出市盈率PE；市值/净资产，得出市净率PB（大陆之外，习惯叫市账率，就是市值与账面净资产的比值）；市值/销售额，得出市销率PS；市值与经营现金流净额之比，得出市现率PC；市值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芒格说Ebitda是坨屎）之比，得出市屎率；市值与屁股之比，得出市屁率PP，错了，没市屁率，这条负责搞笑……
总之，一句话，你可以选择可比公司市值与它的任何财务数据相比，得出一个可比公司的PX（劈叉），然后用这个劈叉乘以目标公司的该项财务数据，得出一个估值对象的“应该有的市值”，然后与现有市值相比，来表达是否低估或者高估。
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推到尽，相对估值法的理论依据是：市场既然给张三这个价钱，一定有他的道理；李四跟张三长得很像，也应该值这么多钱。
因此，相对估值法起效的条件有三：1）市场给张三这个价格，真的有它的道理，而不是一时癫痫病发作；2）李四跟张三真的长得很像，而不是你眼花了，误拿张飞做貂蝉的对象。也就是确认你的选的可比公司真的“可以“比；3）你的估值说辞，别人乐意信。乐意信嘛，原因很多，比如你的文章写的很出彩、你是很有影响力的分析师、刚好有人需要这个估值故事……等等。以上三个条件满足俩，相对估值法就会起效，在A股市场里，这种估值法很有市场的，最常见的就是所谓板块联动效应，即他家挖煤的，我家也挖煤的，他涨凭什么我不涨，这基本就算市屁率了，挺有用的，反正市场不缺人信。
单纯“炒”股的话，知道相对估值的劈叉PX，足够了。如果万一天生胆小，或者象老唐一样后天被吓破胆了，不敢炒股，那就稍微麻烦一点了，需要学习绝对估值法。
所谓绝对估值法，
主要指的就是自由现金流折现法以及其变型形态：股利折现法，它是唯一能在逻辑上说得通的估值方法，简单理解就是一家企业值多少钱，要看从现在到它消失的全部时间段里，我能从中拿回多少钱，这些未来可以拿到的钱折合现在的钱是多少。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个100%确定3年后还本的债券，年息为5%，面值为100元，如果你想获得10%的回报率，这个债券多少钱你会买？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现金流折现估值法模型。
怎么算呢？
第一年末，你会得到5元；
第二年末，你又会得到5元钱；
第三年末，你会得到105元；
这个债券总共回收的现金是5+5+105=115元，要价115元，你会买吗？当然不会，除非脑壳进水。你拿今天的115换未来三年陆续拿回来的115，这属于有病。
多少钱才值得买呢？
首先因为是100%确定3年后还本，所以，我们不考虑风险问题。在你期望获得10%的年回报的情况下，第一年末的5元值多少钱呢？值5/（1+10%）≈4.55元，这个计算的含义是，如果现在给我4.55元，然后假如工商银行有一个10%利率的存款，我存进去，一年后我就可以连本带息得到5元，因而在10%的收益率要求下，一年后的5元等价于现在的4.55元。
同样，第二年末的5元，就等于5÷（1+10%）÷（1+10%）=4.13元。原理是将第二年末的5元，等于第一年末4.55元，然后第一年末的4.55又等于现在的4.13元。
同理，第三年末的105元，就等于105÷（1+10%）÷（1+10%）÷（1+10%）=78.89元，含义同样，现在你给我78.89元，我去存年收益10%的存款，三年后同样能拿到105元，因此在10%的收益率假设下，三年后的105元就等价于今天的78.89元。
综上所述，如果我想获得10%的回报，这张债券我最高出价只能是4.55+4.13+78.89=87.57元。
上面这个计算过程，就叫做现金流折现，而这个10%就叫折现率。它的逻辑非常清晰，这张债券全部生命周期里（三年），带给我的全部现金流是三年内的利息15元，加上三年后还本100元，合计115元，按照10%的折现率计算，它的价值就是87.57元。估值结束。
然而，股市里可没有这么纯正的投资品。
首先，公司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之说；
其次，公司经营利润可不一定和债券利息一样，全是白花花的现金，有些利润可能是会计做账作出来的，是欠条，水中花镜中月；
再次，即便是含（现）金量十足的利润，但公司也不能像债券利息一样全部给你，它经常还要投钱进去更新设备或者扩产什么的，需要资本再投入；
最后，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可没人给你打保票。
这四个难题，就造成了股票无法象债券一样清晰的计算出来一个准确的价值，这才是“估值”的“估”字的含义。
怎么解决呢？
首先，公司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一说，我们的“本”就得依赖下一位接盘侠出价才能拿回来。接盘侠在什么价格“一定”会来，这是股市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这个确定了，我们的“本”才能保住，避免了我们想别人的“息”，别人谋走了我们的“本”；
其次，公司的利润要区分是真赚钱（现金）了，还是只赚账上数字。如果只是账上数字，你还得估算它何时变成钱，能变成多少钱；
再次，如果你计算出公司创造出的含金量十足的利润数字，由于这利润也不能分光，公司可能还要更新设备或者扩产什么的。我们还需要去厘清，哪些投入是维持现有获利能力必须耗费掉的钱，哪些是为了扩大获利能力的新投资。对于维持现有获利能力的钱，我们将它当做费用处理（就叫维持费吧）。每年获取的含金量十足的利润里，减去维持费，剩下的就是自由现金流。每年能创造出来的自由现金流，加上你计算的接盘侠会给的钱，一起按照你想要的回报率（折现率），按照不同年限收到的钱分别折现后加总，就得到了这个公司的估值；
然而，由于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估算，既没有国务院文件，也没有银行担保，所以我们还需要给这个估值打个折扣，算成你承担未知风险的代价（风险溢价），最终，你可以买入的价格，出来了。除了你要求的折现率是个确定的数字以外（你可以任意精确到小数点后面N位，只是折现率越高，显然自己能出的价格就越低，买不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的东西都是变量：
1）接盘侠出价；
2）利润真假；
3）每年的自由现金流（它几乎不可能是一模一样多，可能还有波动）；
4）折扣。这四个变量+折现率，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估值”的不同。
赔钱的投资决定，一定是以下一种或几种因素：
①过高的估计了接盘侠出价，被市场繁荣骗；
②将假利润当做了真利润，被公司会计骗；
③高估了每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被自己的乐观骗；
④折扣要求太少，被不确定性骗。
不容易吧？本来就不容易。谁说投资赚钱容易，那一定是骗你的。投资很简单，但并不容易。
要赚钱的投资决策，一定是
①保守估计接盘侠的出价；
②仔细甄别真假报表利润；
③确认自己能够“大体”估算该企业的自由现金流；
④至少留出30%以上折扣。
当然，虽然不容易，但也很简单，比如老唐就多次在雪球说过，我的估值法很简单，两句话：
①三年后15倍市盈率卖出能获利100%，我就会买；
②高杠杆企业打7折。
这里代表着：
①三年内有机会在15倍市盈率水平交给接盘侠；
②能确认利润为真；
③能大体预测出三年后的利润水平；
④留有一定的折扣，实际上三年能赚百分之五六十就已经满意了。
难点在②，但最难是③。认真读财报——解决②；理解企业、选择那些至少能看清楚三年以后净利润水平的企业——解决问题③，这没有捷径，凡是说有捷径的，要么傻要么坏。
[转载]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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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与多德追求“价值远超过价格的安全保障”，这种证券分析方法是否已经过时?目前许多撰写教科书的教授认为如此。他们认为，股票市场是有效率的市场；换言之，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反应了公司一切己知的事实以及整体经济情况：这些理论家认为，市场上没有价格偏低的股票，因为聪明的证券分析师将运用全部的既有资讯，以确保适当的价格。投资者能经年累月地击败市场，纯粹是运气使然。“如果价格完全反应既有的资讯，则这类的投资技巧将不存在。”一位现今教科书的作者如此与写道。
或许如此！但是，我要提供一组投资者的绩效供各位参考，他们长期的表现总是超越史坦普500种股价指数。他们的绩效即使纯属巧合，这项假说至少也值得我们加以审查。审查的关键事实是，我早就熟识这些赢家，而且长年以来便视他们为超级投资者，最近的认知也有十五年之久。缺少这项条件——换言之，如果我最近才从成千上万的记录中挑选几个名字，并且在今天早上提供给各位——我建议各位立即停止阅读本文。我必须说明，所有的这些记录都经过稽核。我必须再说明，我认识许多上述经理人的客户，他们长年以来所收取的支票确实符合既有的记录。
在进行审查之前，我要各位设想—场全国性的掷铜板大赛。让我们假定，全美国2．25亿的人口在明天早晨起床时都掷出一枚一美元的铜板。早晨太阳升起时，他们都走到门外掷铜板，并猜铜板出现的正面或反面。如果猜对了，他们将从猜错者的手中赢得一美元。每大都有输家遭到淘汰，奖金则不断地累积。经过十个早晨的十次投掷之后，全美国约有2．2万人连续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人所赢得的资金约超过1000美元。
现在，这群人可能会开始炫耀自己的战绩，此乃人的天性使然。他们可能保持谦虚的态度，但在鸡尾酒宴会中，他们偶尔会以此技巧吸引异性的注意，并炫耀其投掷铜板的奇异洞察力。
假定赢家都可以从输家手中得到适当的奖金，再经过十天，约有215个人连续二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个人并赢得大约100万美元的奖金。输家总共付出2．25亿美元，赢家则得到2．25亿美元。
这时候，这群人可能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中：他们可能开始着书立说：“我如何每天早晨工作30秒，而在二十天之内将—美元变成100万美元。”更糟的是，他们会在全国各地参加讲*会，宣扬如何有效地投掷铜板，并且反驳持怀疑态度的教授说，“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会有我们这215个人呢?”
但是，某商学院的教授可能会粗鲁地提出—项事实，如果2．25亿只猩猩参加这场大赛，结果大致上也是如此——有215只自大的猩猩将连续赢得20次的投掷。
然而，我必须说明，前述事例和我即将提出的案例，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重大差异。旨先，如果(a)你所选择的2．25亿只猩猩的分布状况大致上和美国的人口分布相同；如果(b)经过20天的竞赛，只剩下215只赢家；如果(c)你发现其中有40只猩猩来自于奥玛哈的某个动物园，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你会询问猩猩管理员各种问题，它们吃什么饲料、是否做特殊的运动、阅读什么书籍……换言之，如果你发现成功案例有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则你希望判定此异常的特色是否是成功的原因。
记住这个地方，这里盛产会投硬币的大猩猩。
科学的调查也遵循此一形态。如果你试图分析某种罕见的癌症原因——例如，美国每年只有1500个病例——而你发现蒙大拿州的某个矿区小镇便产生400个病例，则你必然对当地的饮水、病患的职业或其他种种变数产生兴趣。你知道，在—个小镇中发生400个病例，绝不是随机因素所造成。虽然你未必了解病因，但你知道从哪里着手调查。
除了地理国家，还有其他方式可以界定起源。除了地理的起源，还有我所谓“智力的起源”。我认为各位将在投资领域发现，不成比例的铜板投掷赢家来自于一个极小的智力村庄．它可以称为“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这个特殊智力村存在着许多赢家．这种集中现象绝非巧合所能够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也可能不重要。或许有100个只是模仿某一位极具说服力的领导者，而依其主张来猜测铜板的投掷结果。当他猜正面，100个追随者也会自动地做相同的猜测。如果这一位领导者是属于最后215位赢家之一，则这100也便属于同一个智力起源，这项事实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100个案例实际上只代表一个案例。同理，假定你生活在一个父权结构极为严密的社会，而美国每一个家庭都恰好以父亲马首是瞻。20天之后，你将发现215位赢家是来自于21．5个家庭。若干天真的分析师可能因此而认为，成功地猜测钢板投掷的结果，其中具有高度的遗传因素。当然，这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所拥有的不是215位个别赢家，而只是21．5个随机分布的家庭。
我所要考虑的这一群成功投资者，共有一位共同的智力族长——本杰明·格雷厄姆。但是，这些离开此智力家族的孩童，都是依据非常不同的方法猜测他们自己的“铜板”。他们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买卖不同的股票和企业，但他们的综合绩效绝对无法用随机因素加以解释。他们做相同的猜测，并不是因为领导者下达某一项指令，因此也无法用这种方式解释他们的表现。族知只提供了猜测铜板的智力理论，每位学生都必须自行决定如何运用这项理论。
来自“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所具备的共同智力结构是：他们探索企业的价值与该企业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他们利用其间的差异，却不在意效率市场理论家所关心的问题：股票究竟在星期一或星期—：买进，或是在一月份或七月份买进……。当企业家买进某家公司时——这正是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透过上市股票所从事的行为——我怀疑有多少人会在意交易必须发生于某个月份或某个星期的第一天。如果企业的买进交易发生在星期一或星期五没有任何差别，则我无法了解学术界人士为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探讨代表该企业部分股权的交易发生时的差异。毋庸多说，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并不探讨bate、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证券投资报酬本的变异数。这些都不足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难以界定上述学术名词。他们只在乎两项实数：价格与价值。
面对图形分析师所研究的价量行为，我始终感觉惊讶。你是否会仅仅因为某家公司的市场价格在本周或前一周剧扬．便决定购买该企业呢?在日前电脑化的时代，人们之所以会大量研究价格与成交量的行为，理由是这两项变数拥有了无数的资料。研究未必是因为其具任何功用；而只是因为资料既然存在，学术界人士便必须努力学习操作这些资料所需要的数学技巧。—旦拥有这些技巧，不去运用它们便会带来罪恶感，即使这些技巧的运用没有任何功用，或只会带来负面功用．也在所不惜。如同一位朋友所说的，对一位持铁锤的人来说，每—样事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我认为，这一群具有共同智力起源的投资者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虽然学术界不断地对价格、成交量、季节性、资本规模以及其他变数，研究它们对股票绩效的影响，但这群以价值为导向赢家的方法却毫不受人关心。
关于这一项绩效的研究，我首先要追溯到从1954年到1956年间，工作于Greham—Newman公司的四位伙伴。我们总共四个人——我并不是从数以千计的对象中挑选这四个人。在我选修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课程之后，我要求进人Graham—Newman公司担任无给职的工作，但格雷厄姆却以价值高估而拒绝了我的要求。他对价值看得非常严重！经我不断地恳求，他最后答应雇我。当时公司有三位合伙股东，以及我们四位“学徒”。公司结束经营之后，我们四个人陆续在1955年到1957年间离开公司，目前只能够追踪其中三个人的投资记录。
第一个案例是沃尔特·施洛斯。沃尔特从来没有念过大学，但他在纽约金融协会参加了本杰明·葛雷厄姆的夜间课程。沃尔特在1955年离开Greham—Newman公司。以下是“亚当·史密斯”——在我和他谈论有关沃尔特的事迹之后——在《超级金钱》(Supermoney，1972年) 一书中对他所做的描述：
他从来不运用或接触有用的资讯。在华尔街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人提供他有关投资的观念。他只参考手册上的数字，并要求企业寄年报给他，情况便是如此。
当沃尔特介绍我们认识时，他曾经描述“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在管理别人的资金，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于风险的厌恶。”他有高尚的品格．并以务实的态度自持。对他来说．金钱是真实的，股票也真实的——并从此而接受了“安全边际”的原则。
沃尔特的投资组合极为分散，目前拥有的股票远越过100支。他了解如何选股，将价格远低于其价值者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便是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担心目前是不是一月份，不在乎今天是不是星期一，也不关心今年是不是大选年。他的想法非常单纯，如果某家公司值一美元，若我能够以40美分买进，我迟早会获利。他便是如此不断地行动：他所持有的股票种类远比我的多——而且比我更不关心企业的本质；我对沃尔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长处之—，没有人能够对他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第一位是Walter。这是他的业绩：
第二个案例是汤姆·科纳普，他曾经和我一起在Greham—Newman公司工作。汤姆于大战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化学，大战结束之后，他经常在海滩游荡。某一天，他得知大卫·多德将在可伦比亚大学开夜间投资课程。汤姆以旁听方式选修该课程，之后他对投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正式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且获得了MBA学位。35年之后，我拨电话给汤姆，确定某些有关此一主题的事，我发现他仍然在海滩游荡。惟—的差别是．他目前拥有一片海滩！
在1968年，汤姆与艾德·安德生——也是葛拉汉的信徒——以及其他一、两位有共同信念的人，组成了帝地布朗合伙公司。帝地布朗合伙公司的投资高度分散。他们偶尔会从事控制股权的投资，但其被动式的投资绩效约略等于控权式投资的表现。
表3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第三位员工的投资业绩记录。他在1957年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他做出的最明智的决策是在1969年结束合伙公司。从此之后，伯克夏.哈撒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伙公司的延续。我无法给各位单一的指数，用以合理地测试伯克夏公司的投资管理。但是，我认为各位不论如何考验它，它的表现一直都令人满意。
表4是红杉基金经理人比尔·卢昂的投资业绩记录，我在1951年格雷厄姆的讲座中认识他。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华尔街。稍后，他发觉需要接受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参加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讲座，我们便相逢于1951年初。从1951年到1970年间。比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当小，绩效却远比大盘来得好。当我结束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务时，我要求比尔成立—个基金公司，来管理我们合伙股东的资金，他于是成立了红杉基金。他成立基金的时机非常不利。他面临两个层次的市场，以及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者相当难以运作的情况。我十分乐于提及一点．我的合伙股东不仅继续委托他管理，还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且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
其中并不涉及后见之明。比尔是我推荐给合伙股东的惟一人选，我当时就表示，如果他的绩效能够高出史坦普指数四个百分点，这便是非常稳固的表现。比尔的绩效远甚于此，而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不断地扩大。这使得管理愈来愈困难。资金规模是绩效的拖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意味当资金规模扩大，你的表现便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只是超越的幅度会缩小。如果你所管理的资金是2兆美元，则你的表现必然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因为你的资金规模便是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
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截至目前我们所观察的记录，投资组合在整段期间都几乎没有重叠。他们都是根据价格与价值间的差异来选股，选择的标的也截然不同。沃尔特的最重要持股都是扎实的企业，如Hudson Pulp&Paper、Jeddo HighHand Coal、New York Trap Rock Company，即使是偶尔阅读金融版新闻的人，对这些企业的名称也耳熟能详。帝地布朗公司所选择的标的则更是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另一方面，比尔的选择标的则是大型企业。这些投资组合极少出现重叠现象。他们的记录并非由某人主导的猜测铜板，其他人则只听命附和。
表5的投资业绩来自于我的—位朋友，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且成立了一家主要的法律事务所。我大约在1960年认识他，并且建议说，法律作为嗜好是件好事，但是他应该做得更好。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他的操作方式和华特迥异，他的投资组合集中在极少数的证券，因此绩效的变动比较激烈，但他仍然依据相同的价值折价法从事投资。他愿意接受绩效的上下震荡，而他恰好是一位精神极度集中的人。他的名字是查理·蒙格，他是我在柏克夏公司从事操作的长期合伙股东。当他自己经营合伙事业时，他的投资组合和我或任何先前所提到的人完全都不同。
表6的投资业绩属于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另一位非商学系出身的人——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之后，他进入IBM，曾经担任推销员的工作。在我网罗查理之后，查理又网罗他。他的名字是瑞克·吉林。从1965年到]983年，史坦普指数的复利成长率为316％，而瑞克的绩效为22200％，这或许是因为他缺乏商学教育背景，他可以视为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
在此撇开主题：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人若不能够立即接受这项概念，就永远不会接受它。它就像注射药剂。如果它无法立即抓住这个人，则我认为即使你长期地说服他，并且展示各种记录，你也无法让他接受。这是很单纯的概念，但他们就是无法领悟。类似瑞克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正式商学教育的背景，却可以立即领会价值投资法，并且在五分钟之后便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曾见过任何人，会在10年之后才逐渐地皈依这种方法。它似乎和智商或学术训练无关。它是顿悟，否则就是拒绝。
表7是史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的投资业绩。他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Bozell＆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股东之—。我们的办公室恰好于奥玛哈市的同一幢大楼。1965年，他认为我所经营的事业比他的行业要好，于是他离开广告业。再—次地，史坦于五分钟之内就接受了价值投资法。
史坦所持有的股票与沃尔特的不同。他所持有的股票也和比尔不同。他们都是独立的记录。但是，史坦买进每—支股票时，都是因为他所获得的价值高于他所支付的价格。这是他惟一的考虑。他既不参考每一季的盈余预估值，也不参考明年的盈余项估值，他不在乎当时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的投资研究报告，他无视价格动能、成交量与其他类似的变数。他只提出一个问题：该企业值多少钱?
表8与表9的投资业绩记录分别属于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他是唯一两家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胡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
表8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 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几年之前，他们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本段采用刘建位的翻译
表9的投资业绩属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the Becker survey of pension funds）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来自于“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 的“铜板投掷者”，是我根据他们的投资决策架构，在多年前便选定了他们。我了解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而且知道他们的智慧、个性和脾气。我们务必了解，这群人只承担了一般水准以下的风险；留意他们在股市疲弱期间的记录。他们的投资风格虽然大不相同，但心态上始终恪守：买进的标的是企业，而非企业的股票。他们当中有些人偶尔会买下整个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是购买企业的—小部分。不论买进整体或一部分的企业，他们所秉持的态度完全相同。在投资组合，有些人持有几十种的股票；有些人则集中少数几支股票。但是，每个人都受惠于企业市场价格与其内含价值之间的差值。
我相信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没有效率的现象。这些来自于“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人成功地掌握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缺口。华尔街的“群众”可以影响股票价格，当最情绪化的人、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肆意驱动股价时，我们很难辩称市场价格是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市场经常是不合理的。
我想提出有关报酬与风险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报酬与风险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一支六发弹装的左轮*，并且填装一发子弹。你可以任意地拨动转轮，然后朝自己扣一次扳机。如果你能够逃过一功，我就赏你100万美元。”我将会拒绝这项提议——或许我的理由是100万美元太少了。然后，他可能建议将奖金提高为500万美元，但必须扣两次扳机——这便是报酬与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价值投资法当中，情况恰巧相反。如果你以6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其风险大于以4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但后者报酬的期望值却比较高。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其报酬的潜力愈高，风险愈低。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市值为8千万美元。在这一天，你可以将其资产卖给十位买家之一，而且价格不低于4亿美元，甚至还能更高。该公司拥有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以及数家重要的电视台。这些资产目前的价值为4亿美元，因此愿意支付4亿美元的买家并非疯子。
现在，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该企业的市值从8千万美元跌到4千万美元，其bate值也上升。对于用bate值衡量风险的人来说，更低的价格使它受得更有风险。这真是仙境中的爱丽丝。我永远无法了解，用4千万美元，而非8千万美元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其风险竟然更高。事实上，如果你买进一堆这样的证券，而且稍微了解所谓的企业评价，则用8千万美元的价格买进4亿美元的资产，这笔交易基本上没有风险，尤其是分别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进10种价值4000万美元的资产，其风险更低。因为你不拥有4亿美元，所以你希望能够确实找到诚实而有能力的人，这并不困难。
另外，你必须有知识，而且能够粗略地估计企业的价值。但是，你不需要精密的评价知识。这便是本杰明·葛拉厄姆所谓的安全边际。你不必试图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价值8300万美元的企业。你必须让自己保有相当的缓冲。架设桥梁时，你坚持载重量为3万磅，但你只准许1万磅的卡车穿梭其间。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投资领域。
有些具备商业头脑的人可能会怀疑我撰写本文的动机：更多人皈依价值投资法，将会缩小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距。我只能够如此告诉各位，自从本杰明·格雷厄姆与大卫·多德出版《证券分析》，这个秘密已经流传了50年，在我奉行这项投资理论的35年中，我不曾目睹价值投资法蔚然成风。人的天性中似乎存在着偏执的特色，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复杂。最近30年来，学术界如果有任何作为的话，乃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教训。它很可能继续如此。船只将环绕地球而行。但地平之说仍会畅行无阻。在市场上，价格与价值之间还会存在着宽广的差值，而奉行格雷厄姆与多德理论的人也会繁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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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为巴菲特演讲全文的中文翻译。
从以上9张表可以看出，来自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者们，在不同的年度业绩差异往往极大，如在1969年，表1显示施洛斯公司的业绩是惨淡的-9%，而表2显示TWWDDY-BROWNE公司在1969年取得了12.7%的正收益。表3显示查理芒格在1970年收益是下跌0.1%，而表4显示同年比尔鲁昂的红杉基金取得了12.1%的收益，尽管他依然在当年跑输了标普500指数8.5个百分点（1970年道标普500涨幅20.6%）。其他年份这些情况也常常存在，大家有时间可以在表1-表9中间多加观察。
由此这群来自同一都市的投资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持股策略，才会有如此大的单年度业绩差异，可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而且在某些年份大师们的基金业绩常常会大幅跑输大盘基准指数，在1970-1973年“漂亮50”莺歌燕舞的日子里，红杉基金的比尔鲁昂可谓承受着连续跑输大盘的巨大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将到达。到了1984年，红杉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8%，远超同期10%的标普500，当年可怜的鲁昂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价值经常迟到，却从未缺席。
笔者认为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资金的完全支配能力，可以耐心地穿越周期，而机构投资者每天都在担心客户是否会在熊市的尽头赎回基金份额，每年都在担心业绩排名是否会因暂时的落后被炒鱿鱼，我想比尔鲁昂如果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的话，不会躲在桌子底下不敢接电话。
这里特别想提到的一位是低调却长期成绩卓越的沃尔特施洛斯，文中表1是他的战绩，长期股票收益率高于老巴，巴菲特的演讲中也特别指出“沃尔特的持股极为分散，他相对不太关注企业的本质，我的思想几乎无法对他有任何影响”。巴菲特素以集中持有能力圈内研究透彻的股票而闻名，施洛斯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只做捡烟蒂投资，依然可以获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老巴是85%格雷厄姆+15%费雪的话，那施洛斯就是100%的格雷厄姆了。
查理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投资业绩与巴菲特差别巨大，可见他俩的持股一定的差之千里，甚至完全没有交集的，但这依然不妨碍他们成为价值投资路上的精神密友，可谓殊途同归，同样的伟大，不只是战绩，而是人的胸怀和格局。
最后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文字：那个演讲人的名字有点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自助餐（Buffet）” 股票投资不是与众人在圆桌上抢菜吃。股票投资是自助餐，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耐心地就着自己的节奏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吃，不用理会他人吃了多少，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了，你喜欢吃什么唯自己知道。 [[笑]]
作者：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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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如此！但是，我要提供一组投资者的绩效供各位参考，他们长期的表现总是超越史坦普500种股价指数。他们的绩效即使纯属巧合，这项假说至少也值得我们加以审查。审查的关键事实是，我早就熟识这些赢家，而且长年以来便视他们为超级投资者，最近的认知也有十五年之久。缺少这项条件——换言之，如果我最近才从成千上万的记录中挑选几个名字，并且在今天早上提供给各位——我建议各位立即停止阅读本文。我必须说明，所有的这些记录都经过稽核。我必须再说明，我认识许多上述经理人的客户，他们长年以来所收取的支票确实符合既有的记录。
在进行审查之前，我要各位设想—场全国性的掷铜板大赛。让我们假定，全美国2．25亿的人口在明天早晨起床时都掷出一枚一美元的铜板。早晨太阳升起时，他们都走到门外掷铜板，并猜铜板出现的正面或反面。如果猜对了，他们将从猜错者的手中赢得一美元。每大都有输家遭到淘汰，奖金则不断地累积。经过十个早晨的十次投掷之后，全美国约有2．2万人连续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人所赢得的资金约超过1000美元。
现在，这群人可能会开始炫耀自己的战绩，此乃人的天性使然。他们可能保持谦虚的态度，但在鸡尾酒宴会中，他们偶尔会以此技巧吸引异性的注意，并炫耀其投掷铜板的奇异洞察力。
假定赢家都可以从输家手中得到适当的奖金，再经过十天，约有215个人连续二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个人并赢得大约100万美元的奖金。输家总共付出2．25亿美元，赢家则得到2．25亿美元。
这时候，这群人可能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中：他们可能开始着书立说：“我如何每天早晨工作30秒，而在二十天之内将—美元变成100万美元。”更糟的是，他们会在全国各地参加讲*会，宣扬如何有效地投掷铜板，并且反驳持怀疑态度的教授说，“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会有我们这215个人呢?”
但是，某商学院的教授可能会粗鲁地提出—项事实，如果2．25亿只猩猩参加这场大赛，结果大致上也是如此——有215只自大的猩猩将连续赢得20次的投掷。
然而，我必须说明，前述事例和我即将提出的案例，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重大差异。旨先，如果(a)你所选择的2．25亿只猩猩的分布状况大致上和美国的人口分布相同；如果(b)经过20天的竞赛，只剩下215只赢家；如果(c)你发现其中有40只猩猩来自于奥玛哈的某个动物园，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你会询问猩猩管理员各种问题，它们吃什么饲料、是否做特殊的运动、阅读什么书籍……换言之，如果你发现成功案例有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则你希望判定此异常的特色是否是成功的原因。
记住这个地方，这里盛产会投硬币的大猩猩。
科学的调查也遵循此一形态。如果你试图分析某种罕见的癌症原因——例如，美国每年只有1500个病例——而你发现蒙大拿州的某个矿区小镇便产生400个病例，则你必然对当地的饮水、病患的职业或其他种种变数产生兴趣。你知道，在—个小镇中发生400个病例，绝不是随机因素所造成。虽然你未必了解病因，但你知道从哪里着手调查。
除了地理国家，还有其他方式可以界定起源。除了地理的起源，还有我所谓“智力的起源”。我认为各位将在投资领域发现，不成比例的铜板投掷赢家来自于一个极小的智力村庄．它可以称为“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这个特殊智力村存在着许多赢家．这种集中现象绝非巧合所能够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也可能不重要。或许有100个只是模仿某一位极具说服力的领导者，而依其主张来猜测铜板的投掷结果。当他猜正面，100个追随者也会自动地做相同的猜测。如果这一位领导者是属于最后215位赢家之一，则这100也便属于同一个智力起源，这项事实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100个案例实际上只代表一个案例。同理，假定你生活在一个父权结构极为严密的社会，而美国每一个家庭都恰好以父亲马首是瞻。20天之后，你将发现215位赢家是来自于21．5个家庭。若干天真的分析师可能因此而认为，成功地猜测钢板投掷的结果，其中具有高度的遗传因素。当然，这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所拥有的不是215位个别赢家，而只是21．5个随机分布的家庭。
我所要考虑的这一群成功投资者，共有一位共同的智力族长——本杰明·格雷厄姆。但是，这些离开此智力家族的孩童，都是依据非常不同的方法猜测他们自己的“铜板”。他们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买卖不同的股票和企业，但他们的综合绩效绝对无法用随机因素加以解释。他们做相同的猜测，并不是因为领导者下达某一项指令，因此也无法用这种方式解释他们的表现。族知只提供了猜测铜板的智力理论，每位学生都必须自行决定如何运用这项理论。
来自“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所具备的共同智力结构是：他们探索企业的价值与该企业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他们利用其间的差异，却不在意效率市场理论家所关心的问题：股票究竟在星期一或星期—：买进，或是在一月份或七月份买进……。当企业家买进某家公司时——这正是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透过上市股票所从事的行为——我怀疑有多少人会在意交易必须发生于某个月份或某个星期的第一天。如果企业的买进交易发生在星期一或星期五没有任何差别，则我无法了解学术界人士为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探讨代表该企业部分股权的交易发生时的差异。毋庸多说，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并不探讨bate、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证券投资报酬本的变异数。这些都不足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难以界定上述学术名词。他们只在乎两项实数：价格与价值。
面对图形分析师所研究的价量行为，我始终感觉惊讶。你是否会仅仅因为某家公司的市场价格在本周或前一周剧扬．便决定购买该企业呢?在日前电脑化的时代，人们之所以会大量研究价格与成交量的行为，理由是这两项变数拥有了无数的资料。研究未必是因为其具任何功用；而只是因为资料既然存在，学术界人士便必须努力学习操作这些资料所需要的数学技巧。—旦拥有这些技巧，不去运用它们便会带来罪恶感，即使这些技巧的运用没有任何功用，或只会带来负面功用．也在所不惜。如同一位朋友所说的，对一位持铁锤的人来说，每—样事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我认为，这一群具有共同智力起源的投资者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虽然学术界不断地对价格、成交量、季节性、资本规模以及其他变数，研究它们对股票绩效的影响，但这群以价值为导向赢家的方法却毫不受人关心。
关于这一项绩效的研究，我首先要追溯到从1954年到1956年间，工作于Greham—Newman公司的四位伙伴。我们总共四个人——我并不是从数以千计的对象中挑选这四个人。在我选修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课程之后，我要求进人Graham—Newman公司担任无给职的工作，但格雷厄姆却以价值高估而拒绝了我的要求。他对价值看得非常严重！经我不断地恳求，他最后答应雇我。当时公司有三位合伙股东，以及我们四位“学徒”。公司结束经营之后，我们四个人陆续在1955年到1957年间离开公司，目前只能够追踪其中三个人的投资记录。
第一个案例是沃尔特·施洛斯。沃尔特从来没有念过大学，但他在纽约金融协会参加了本杰明·葛雷厄姆的夜间课程。沃尔特在1955年离开Greham—Newman公司。以下是“亚当·史密斯”——在我和他谈论有关沃尔特的事迹之后——在《超级金钱》(Supermoney，1972年) 一书中对他所做的描述：
他从来不运用或接触有用的资讯。在华尔街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人提供他有关投资的观念。他只参考手册上的数字，并要求企业寄年报给他，情况便是如此。
当沃尔特介绍我们认识时，他曾经描述“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在管理别人的资金，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于风险的厌恶。”他有高尚的品格．并以务实的态度自持。对他来说．金钱是真实的，股票也真实的——并从此而接受了“安全边际”的原则。
沃尔特的投资组合极为分散，目前拥有的股票远越过100支。他了解如何选股，将价格远低于其价值者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便是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担心目前是不是一月份，不在乎今天是不是星期一，也不关心今年是不是大选年。他的想法非常单纯，如果某家公司值一美元，若我能够以40美分买进，我迟早会获利。他便是如此不断地行动：他所持有的股票种类远比我的多——而且比我更不关心企业的本质；我对沃尔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长处之—，没有人能够对他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第一位是Walter。这是他的业绩：
第二个案例是汤姆·科纳普，他曾经和我一起在Greham—Newman公司工作。汤姆于大战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化学，大战结束之后，他经常在海滩游荡。某一天，他得知大卫·多德将在可伦比亚大学开夜间投资课程。汤姆以旁听方式选修该课程，之后他对投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正式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且获得了MBA学位。35年之后，我拨电话给汤姆，确定某些有关此一主题的事，我发现他仍然在海滩游荡。惟—的差别是．他目前拥有一片海滩！
在1968年，汤姆与艾德·安德生——也是葛拉汉的信徒——以及其他一、两位有共同信念的人，组成了帝地布朗合伙公司。帝地布朗合伙公司的投资高度分散。他们偶尔会从事控制股权的投资，但其被动式的投资绩效约略等于控权式投资的表现。
表3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第三位员工的投资业绩记录。他在1957年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他做出的最明智的决策是在1969年结束合伙公司。从此之后，伯克夏.哈撒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伙公司的延续。我无法给各位单一的指数，用以合理地测试伯克夏公司的投资管理。但是，我认为各位不论如何考验它，它的表现一直都令人满意。
表4是红杉基金经理人比尔·卢昂的投资业绩记录，我在1951年格雷厄姆的讲座中认识他。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华尔街。稍后，他发觉需要接受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参加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讲座，我们便相逢于1951年初。从1951年到1970年间。比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当小，绩效却远比大盘来得好。当我结束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务时，我要求比尔成立—个基金公司，来管理我们合伙股东的资金，他于是成立了红杉基金。他成立基金的时机非常不利。他面临两个层次的市场，以及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者相当难以运作的情况。我十分乐于提及一点．我的合伙股东不仅继续委托他管理，还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且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
其中并不涉及后见之明。比尔是我推荐给合伙股东的惟一人选，我当时就表示，如果他的绩效能够高出史坦普指数四个百分点，这便是非常稳固的表现。比尔的绩效远甚于此，而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不断地扩大。这使得管理愈来愈困难。资金规模是绩效的拖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意味当资金规模扩大，你的表现便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只是超越的幅度会缩小。如果你所管理的资金是2兆美元，则你的表现必然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因为你的资金规模便是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
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截至目前我们所观察的记录，投资组合在整段期间都几乎没有重叠。他们都是根据价格与价值间的差异来选股，选择的标的也截然不同。沃尔特的最重要持股都是扎实的企业，如Hudson Pulp&Paper、Jeddo HighHand Coal、New York Trap Rock Company，即使是偶尔阅读金融版新闻的人，对这些企业的名称也耳熟能详。帝地布朗公司所选择的标的则更是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另一方面，比尔的选择标的则是大型企业。这些投资组合极少出现重叠现象。他们的记录并非由某人主导的猜测铜板，其他人则只听命附和。
表5的投资业绩来自于我的—位朋友，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且成立了一家主要的法律事务所。我大约在1960年认识他，并且建议说，法律作为嗜好是件好事，但是他应该做得更好。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他的操作方式和华特迥异，他的投资组合集中在极少数的证券，因此绩效的变动比较激烈，但他仍然依据相同的价值折价法从事投资。他愿意接受绩效的上下震荡，而他恰好是一位精神极度集中的人。他的名字是查理·蒙格，他是我在柏克夏公司从事操作的长期合伙股东。当他自己经营合伙事业时，他的投资组合和我或任何先前所提到的人完全都不同。
表6的投资业绩属于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另一位非商学系出身的人——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之后，他进入IBM，曾经担任推销员的工作。在我网罗查理之后，查理又网罗他。他的名字是瑞克·吉林。从1965年到]983年，史坦普指数的复利成长率为316％，而瑞克的绩效为22200％，这或许是因为他缺乏商学教育背景，他可以视为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
在此撇开主题：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人若不能够立即接受这项概念，就永远不会接受它。它就像注射药剂。如果它无法立即抓住这个人，则我认为即使你长期地说服他，并且展示各种记录，你也无法让他接受。这是很单纯的概念，但他们就是无法领悟。类似瑞克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正式商学教育的背景，却可以立即领会价值投资法，并且在五分钟之后便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曾见过任何人，会在10年之后才逐渐地皈依这种方法。它似乎和智商或学术训练无关。它是顿悟，否则就是拒绝。
表7是史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的投资业绩。他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Bozell＆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股东之—。我们的办公室恰好于奥玛哈市的同一幢大楼。1965年，他认为我所经营的事业比他的行业要好，于是他离开广告业。再—次地，史坦于五分钟之内就接受了价值投资法。
史坦所持有的股票与沃尔特的不同。他所持有的股票也和比尔不同。他们都是独立的记录。但是，史坦买进每—支股票时，都是因为他所获得的价值高于他所支付的价格。这是他惟一的考虑。他既不参考每一季的盈余预估值，也不参考明年的盈余项估值，他不在乎当时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的投资研究报告，他无视价格动能、成交量与其他类似的变数。他只提出一个问题：该企业值多少钱?
表8与表9的投资业绩记录分别属于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他是唯一两家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胡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
表8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 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几年之前，他们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本段采用刘建位的翻译
表9的投资业绩属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the Becker survey of pension funds）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来自于“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 的“铜板投掷者”，是我根据他们的投资决策架构，在多年前便选定了他们。我了解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而且知道他们的智慧、个性和脾气。我们务必了解，这群人只承担了一般水准以下的风险；留意他们在股市疲弱期间的记录。他们的投资风格虽然大不相同，但心态上始终恪守：买进的标的是企业，而非企业的股票。他们当中有些人偶尔会买下整个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是购买企业的—小部分。不论买进整体或一部分的企业，他们所秉持的态度完全相同。在投资组合，有些人持有几十种的股票；有些人则集中少数几支股票。但是，每个人都受惠于企业市场价格与其内含价值之间的差值。
我相信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没有效率的现象。这些来自于“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人成功地掌握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缺口。华尔街的“群众”可以影响股票价格，当最情绪化的人、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肆意驱动股价时，我们很难辩称市场价格是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市场经常是不合理的。
我想提出有关报酬与风险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报酬与风险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一支六发弹装的左轮*，并且填装一发子弹。你可以任意地拨动转轮，然后朝自己扣一次扳机。如果你能够逃过一功，我就赏你100万美元。”我将会拒绝这项提议——或许我的理由是100万美元太少了。然后，他可能建议将奖金提高为500万美元，但必须扣两次扳机——这便是报酬与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价值投资法当中，情况恰巧相反。如果你以6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其风险大于以4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但后者报酬的期望值却比较高。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其报酬的潜力愈高，风险愈低。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市值为8千万美元。在这一天，你可以将其资产卖给十位买家之一，而且价格不低于4亿美元，甚至还能更高。该公司拥有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以及数家重要的电视台。这些资产目前的价值为4亿美元，因此愿意支付4亿美元的买家并非疯子。
现在，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该企业的市值从8千万美元跌到4千万美元，其bate值也上升。对于用bate值衡量风险的人来说，更低的价格使它受得更有风险。这真是仙境中的爱丽丝。我永远无法了解，用4千万美元，而非8千万美元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其风险竟然更高。事实上，如果你买进一堆这样的证券，而且稍微了解所谓的企业评价，则用8千万美元的价格买进4亿美元的资产，这笔交易基本上没有风险，尤其是分别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进10种价值4000万美元的资产，其风险更低。因为你不拥有4亿美元，所以你希望能够确实找到诚实而有能力的人，这并不困难。
另外，你必须有知识，而且能够粗略地估计企业的价值。但是，你不需要精密的评价知识。这便是本杰明·葛拉厄姆所谓的安全边际。你不必试图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价值8300万美元的企业。你必须让自己保有相当的缓冲。架设桥梁时，你坚持载重量为3万磅，但你只准许1万磅的卡车穿梭其间。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投资领域。
有些具备商业头脑的人可能会怀疑我撰写本文的动机：更多人皈依价值投资法，将会缩小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距。我只能够如此告诉各位，自从本杰明·格雷厄姆与大卫·多德出版《证券分析》，这个秘密已经流传了50年，在我奉行这项投资理论的35年中，我不曾目睹价值投资法蔚然成风。人的天性中似乎存在着偏执的特色，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复杂。最近30年来，学术界如果有任何作为的话，乃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教训。它很可能继续如此。船只将环绕地球而行。但地平之说仍会畅行无阻。在市场上，价格与价值之间还会存在着宽广的差值，而奉行格雷厄姆与多德理论的人也会繁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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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为巴菲特演讲全文的中文翻译。
从以上9张表可以看出，来自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者们，在不同的年度业绩差异往往极大，如在1969年，表1显示施洛斯公司的业绩是惨淡的-9%，而表2显示TWWDDY-BROWNE公司在1969年取得了12.7%的正收益。表3显示查理芒格在1970年收益是下跌0.1%，而表4显示同年比尔鲁昂的红杉基金取得了12.1%的收益，尽管他依然在当年跑输了标普500指数8.5个百分点（1970年道标普500涨幅20.6%）。其他年份这些情况也常常存在，大家有时间可以在表1-表9中间多加观察。
由此这群来自同一都市的投资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持股策略，才会有如此大的单年度业绩差异，可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而且在某些年份大师们的基金业绩常常会大幅跑输大盘基准指数，在1970-1973年“漂亮50”莺歌燕舞的日子里，红杉基金的比尔鲁昂可谓承受着连续跑输大盘的巨大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将到达。到了1984年，红杉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8%，远超同期10%的标普500，当年可怜的鲁昂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价值经常迟到，却从未缺席。
笔者认为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资金的完全支配能力，可以耐心地穿越周期，而机构投资者每天都在担心客户是否会在熊市的尽头赎回基金份额，每年都在担心业绩排名是否会因暂时的落后被炒鱿鱼，我想比尔鲁昂如果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的话，不会躲在桌子底下不敢接电话。
这里特别想提到的一位是低调却长期成绩卓越的沃尔特施洛斯，文中表1是他的战绩，长期股票收益率高于老巴，巴菲特的演讲中也特别指出“沃尔特的持股极为分散，他相对不太关注企业的本质，我的思想几乎无法对他有任何影响”。巴菲特素以集中持有能力圈内研究透彻的股票而闻名，施洛斯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只做捡烟蒂投资，依然可以获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老巴是85%格雷厄姆+15%费雪的话，那施洛斯就是100%的格雷厄姆了。
查理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投资业绩与巴菲特差别巨大，可见他俩的持股一定的差之千里，甚至完全没有交集的，但这依然不妨碍他们成为价值投资路上的精神密友，可谓殊途同归，同样的伟大，不只是战绩，而是人的胸怀和格局。
最后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文字：那个演讲人的名字有点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自助餐（Buffet）” 股票投资不是与众人在圆桌上抢菜吃。股票投资是自助餐，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耐心地就着自己的节奏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吃，不用理会他人吃了多少，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了，你喜欢吃什么唯自己知道。 [[笑]]
作者：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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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与多德追求“价值远超过价格的安全保障”，这种证券分析方法是否已经过时?目前许多撰写教科书的教授认为如此。他们认为，股票市场是有效率的市场；换言之，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反应了公司一切己知的事实以及整体经济情况：这些理论家认为，市场上没有价格偏低的股票，因为聪明的证券分析师将运用全部的既有资讯，以确保适当的价格。投资者能经年累月地击败市场，纯粹是运气使然。“如果价格完全反应既有的资讯，则这类的投资技巧将不存在。”一位现今教科书的作者如此与写道。
或许如此！但是，我要提供一组投资者的绩效供各位参考，他们长期的表现总是超越史坦普500种股价指数。他们的绩效即使纯属巧合，这项假说至少也值得我们加以审查。审查的关键事实是，我早就熟识这些赢家，而且长年以来便视他们为超级投资者，最近的认知也有十五年之久。缺少这项条件——换言之，如果我最近才从成千上万的记录中挑选几个名字，并且在今天早上提供给各位——我建议各位立即停止阅读本文。我必须说明，所有的这些记录都经过稽核。我必须再说明，我认识许多上述经理人的客户，他们长年以来所收取的支票确实符合既有的记录。
在进行审查之前，我要各位设想—场全国性的掷铜板大赛。让我们假定，全美国2．25亿的人口在明天早晨起床时都掷出一枚一美元的铜板。早晨太阳升起时，他们都走到门外掷铜板，并猜铜板出现的正面或反面。如果猜对了，他们将从猜错者的手中赢得一美元。每大都有输家遭到淘汰，奖金则不断地累积。经过十个早晨的十次投掷之后，全美国约有2．2万人连续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人所赢得的资金约超过1000美元。
现在，这群人可能会开始炫耀自己的战绩，此乃人的天性使然。他们可能保持谦虚的态度，但在鸡尾酒宴会中，他们偶尔会以此技巧吸引异性的注意，并炫耀其投掷铜板的奇异洞察力。
假定赢家都可以从输家手中得到适当的奖金，再经过十天，约有215个人连续二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个人并赢得大约100万美元的奖金。输家总共付出2．25亿美元，赢家则得到2．25亿美元。
这时候，这群人可能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中：他们可能开始着书立说：“我如何每天早晨工作30秒，而在二十天之内将—美元变成100万美元。”更糟的是，他们会在全国各地参加讲*会，宣扬如何有效地投掷铜板，并且反驳持怀疑态度的教授说，“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会有我们这215个人呢?”
但是，某商学院的教授可能会粗鲁地提出—项事实，如果2．25亿只猩猩参加这场大赛，结果大致上也是如此——有215只自大的猩猩将连续赢得20次的投掷。
然而，我必须说明，前述事例和我即将提出的案例，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重大差异。旨先，如果(a)你所选择的2．25亿只猩猩的分布状况大致上和美国的人口分布相同；如果(b)经过20天的竞赛，只剩下215只赢家；如果(c)你发现其中有40只猩猩来自于奥玛哈的某个动物园，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你会询问猩猩管理员各种问题，它们吃什么饲料、是否做特殊的运动、阅读什么书籍……换言之，如果你发现成功案例有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则你希望判定此异常的特色是否是成功的原因。
记住这个地方，这里盛产会投硬币的大猩猩。
科学的调查也遵循此一形态。如果你试图分析某种罕见的癌症原因——例如，美国每年只有1500个病例——而你发现蒙大拿州的某个矿区小镇便产生400个病例，则你必然对当地的饮水、病患的职业或其他种种变数产生兴趣。你知道，在—个小镇中发生400个病例，绝不是随机因素所造成。虽然你未必了解病因，但你知道从哪里着手调查。
除了地理国家，还有其他方式可以界定起源。除了地理的起源，还有我所谓“智力的起源”。我认为各位将在投资领域发现，不成比例的铜板投掷赢家来自于一个极小的智力村庄．它可以称为“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这个特殊智力村存在着许多赢家．这种集中现象绝非巧合所能够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也可能不重要。或许有100个只是模仿某一位极具说服力的领导者，而依其主张来猜测铜板的投掷结果。当他猜正面，100个追随者也会自动地做相同的猜测。如果这一位领导者是属于最后215位赢家之一，则这100也便属于同一个智力起源，这项事实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100个案例实际上只代表一个案例。同理，假定你生活在一个父权结构极为严密的社会，而美国每一个家庭都恰好以父亲马首是瞻。20天之后，你将发现215位赢家是来自于21．5个家庭。若干天真的分析师可能因此而认为，成功地猜测钢板投掷的结果，其中具有高度的遗传因素。当然，这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所拥有的不是215位个别赢家，而只是21．5个随机分布的家庭。
我所要考虑的这一群成功投资者，共有一位共同的智力族长——本杰明·格雷厄姆。但是，这些离开此智力家族的孩童，都是依据非常不同的方法猜测他们自己的“铜板”。他们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买卖不同的股票和企业，但他们的综合绩效绝对无法用随机因素加以解释。他们做相同的猜测，并不是因为领导者下达某一项指令，因此也无法用这种方式解释他们的表现。族知只提供了猜测铜板的智力理论，每位学生都必须自行决定如何运用这项理论。
来自“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所具备的共同智力结构是：他们探索企业的价值与该企业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他们利用其间的差异，却不在意效率市场理论家所关心的问题：股票究竟在星期一或星期—：买进，或是在一月份或七月份买进……。当企业家买进某家公司时——这正是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透过上市股票所从事的行为——我怀疑有多少人会在意交易必须发生于某个月份或某个星期的第一天。如果企业的买进交易发生在星期一或星期五没有任何差别，则我无法了解学术界人士为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探讨代表该企业部分股权的交易发生时的差异。毋庸多说，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并不探讨bate、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证券投资报酬本的变异数。这些都不足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难以界定上述学术名词。他们只在乎两项实数：价格与价值。
面对图形分析师所研究的价量行为，我始终感觉惊讶。你是否会仅仅因为某家公司的市场价格在本周或前一周剧扬．便决定购买该企业呢?在日前电脑化的时代，人们之所以会大量研究价格与成交量的行为，理由是这两项变数拥有了无数的资料。研究未必是因为其具任何功用；而只是因为资料既然存在，学术界人士便必须努力学习操作这些资料所需要的数学技巧。—旦拥有这些技巧，不去运用它们便会带来罪恶感，即使这些技巧的运用没有任何功用，或只会带来负面功用．也在所不惜。如同一位朋友所说的，对一位持铁锤的人来说，每—样事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我认为，这一群具有共同智力起源的投资者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虽然学术界不断地对价格、成交量、季节性、资本规模以及其他变数，研究它们对股票绩效的影响，但这群以价值为导向赢家的方法却毫不受人关心。
关于这一项绩效的研究，我首先要追溯到从1954年到1956年间，工作于Greham—Newman公司的四位伙伴。我们总共四个人——我并不是从数以千计的对象中挑选这四个人。在我选修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课程之后，我要求进人Graham—Newman公司担任无给职的工作，但格雷厄姆却以价值高估而拒绝了我的要求。他对价值看得非常严重！经我不断地恳求，他最后答应雇我。当时公司有三位合伙股东，以及我们四位“学徒”。公司结束经营之后，我们四个人陆续在1955年到1957年间离开公司，目前只能够追踪其中三个人的投资记录。
第一个案例是沃尔特·施洛斯。沃尔特从来没有念过大学，但他在纽约金融协会参加了本杰明·葛雷厄姆的夜间课程。沃尔特在1955年离开Greham—Newman公司。以下是“亚当·史密斯”——在我和他谈论有关沃尔特的事迹之后——在《超级金钱》(Supermoney，1972年) 一书中对他所做的描述：
他从来不运用或接触有用的资讯。在华尔街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人提供他有关投资的观念。他只参考手册上的数字，并要求企业寄年报给他，情况便是如此。
当沃尔特介绍我们认识时，他曾经描述“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在管理别人的资金，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于风险的厌恶。”他有高尚的品格．并以务实的态度自持。对他来说．金钱是真实的，股票也真实的——并从此而接受了“安全边际”的原则。
沃尔特的投资组合极为分散，目前拥有的股票远越过100支。他了解如何选股，将价格远低于其价值者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便是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担心目前是不是一月份，不在乎今天是不是星期一，也不关心今年是不是大选年。他的想法非常单纯，如果某家公司值一美元，若我能够以40美分买进，我迟早会获利。他便是如此不断地行动：他所持有的股票种类远比我的多——而且比我更不关心企业的本质；我对沃尔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长处之—，没有人能够对他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第一位是Walter。这是他的业绩：
第二个案例是汤姆·科纳普，他曾经和我一起在Greham—Newman公司工作。汤姆于大战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化学，大战结束之后，他经常在海滩游荡。某一天，他得知大卫·多德将在可伦比亚大学开夜间投资课程。汤姆以旁听方式选修该课程，之后他对投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正式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且获得了MBA学位。35年之后，我拨电话给汤姆，确定某些有关此一主题的事，我发现他仍然在海滩游荡。惟—的差别是．他目前拥有一片海滩！
在1968年，汤姆与艾德·安德生——也是葛拉汉的信徒——以及其他一、两位有共同信念的人，组成了帝地布朗合伙公司。帝地布朗合伙公司的投资高度分散。他们偶尔会从事控制股权的投资，但其被动式的投资绩效约略等于控权式投资的表现。
表3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第三位员工的投资业绩记录。他在1957年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他做出的最明智的决策是在1969年结束合伙公司。从此之后，伯克夏.哈撒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伙公司的延续。我无法给各位单一的指数，用以合理地测试伯克夏公司的投资管理。但是，我认为各位不论如何考验它，它的表现一直都令人满意。
表4是红杉基金经理人比尔·卢昂的投资业绩记录，我在1951年格雷厄姆的讲座中认识他。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华尔街。稍后，他发觉需要接受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参加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讲座，我们便相逢于1951年初。从1951年到1970年间。比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当小，绩效却远比大盘来得好。当我结束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务时，我要求比尔成立—个基金公司，来管理我们合伙股东的资金，他于是成立了红杉基金。他成立基金的时机非常不利。他面临两个层次的市场，以及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者相当难以运作的情况。我十分乐于提及一点．我的合伙股东不仅继续委托他管理，还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且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
其中并不涉及后见之明。比尔是我推荐给合伙股东的惟一人选，我当时就表示，如果他的绩效能够高出史坦普指数四个百分点，这便是非常稳固的表现。比尔的绩效远甚于此，而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不断地扩大。这使得管理愈来愈困难。资金规模是绩效的拖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意味当资金规模扩大，你的表现便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只是超越的幅度会缩小。如果你所管理的资金是2兆美元，则你的表现必然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因为你的资金规模便是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
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截至目前我们所观察的记录，投资组合在整段期间都几乎没有重叠。他们都是根据价格与价值间的差异来选股，选择的标的也截然不同。沃尔特的最重要持股都是扎实的企业，如Hudson Pulp&Paper、Jeddo HighHand Coal、New York Trap Rock Company，即使是偶尔阅读金融版新闻的人，对这些企业的名称也耳熟能详。帝地布朗公司所选择的标的则更是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另一方面，比尔的选择标的则是大型企业。这些投资组合极少出现重叠现象。他们的记录并非由某人主导的猜测铜板，其他人则只听命附和。
表5的投资业绩来自于我的—位朋友，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且成立了一家主要的法律事务所。我大约在1960年认识他，并且建议说，法律作为嗜好是件好事，但是他应该做得更好。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他的操作方式和华特迥异，他的投资组合集中在极少数的证券，因此绩效的变动比较激烈，但他仍然依据相同的价值折价法从事投资。他愿意接受绩效的上下震荡，而他恰好是一位精神极度集中的人。他的名字是查理·蒙格，他是我在柏克夏公司从事操作的长期合伙股东。当他自己经营合伙事业时，他的投资组合和我或任何先前所提到的人完全都不同。
表6的投资业绩属于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另一位非商学系出身的人——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之后，他进入IBM，曾经担任推销员的工作。在我网罗查理之后，查理又网罗他。他的名字是瑞克·吉林。从1965年到]983年，史坦普指数的复利成长率为316％，而瑞克的绩效为22200％，这或许是因为他缺乏商学教育背景，他可以视为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
在此撇开主题：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人若不能够立即接受这项概念，就永远不会接受它。它就像注射药剂。如果它无法立即抓住这个人，则我认为即使你长期地说服他，并且展示各种记录，你也无法让他接受。这是很单纯的概念，但他们就是无法领悟。类似瑞克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正式商学教育的背景，却可以立即领会价值投资法，并且在五分钟之后便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曾见过任何人，会在10年之后才逐渐地皈依这种方法。它似乎和智商或学术训练无关。它是顿悟，否则就是拒绝。
表7是史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的投资业绩。他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Bozell＆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股东之—。我们的办公室恰好于奥玛哈市的同一幢大楼。1965年，他认为我所经营的事业比他的行业要好，于是他离开广告业。再—次地，史坦于五分钟之内就接受了价值投资法。
史坦所持有的股票与沃尔特的不同。他所持有的股票也和比尔不同。他们都是独立的记录。但是，史坦买进每—支股票时，都是因为他所获得的价值高于他所支付的价格。这是他惟一的考虑。他既不参考每一季的盈余预估值，也不参考明年的盈余项估值，他不在乎当时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的投资研究报告，他无视价格动能、成交量与其他类似的变数。他只提出一个问题：该企业值多少钱?
表8与表9的投资业绩记录分别属于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他是唯一两家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胡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
表8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 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几年之前，他们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本段采用刘建位的翻译
表9的投资业绩属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the Becker survey of pension funds）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来自于“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 的“铜板投掷者”，是我根据他们的投资决策架构，在多年前便选定了他们。我了解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而且知道他们的智慧、个性和脾气。我们务必了解，这群人只承担了一般水准以下的风险；留意他们在股市疲弱期间的记录。他们的投资风格虽然大不相同，但心态上始终恪守：买进的标的是企业，而非企业的股票。他们当中有些人偶尔会买下整个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是购买企业的—小部分。不论买进整体或一部分的企业，他们所秉持的态度完全相同。在投资组合，有些人持有几十种的股票；有些人则集中少数几支股票。但是，每个人都受惠于企业市场价格与其内含价值之间的差值。
我相信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没有效率的现象。这些来自于“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人成功地掌握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缺口。华尔街的“群众”可以影响股票价格，当最情绪化的人、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肆意驱动股价时，我们很难辩称市场价格是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市场经常是不合理的。
我想提出有关报酬与风险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报酬与风险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一支六发弹装的左轮*，并且填装一发子弹。你可以任意地拨动转轮，然后朝自己扣一次扳机。如果你能够逃过一功，我就赏你100万美元。”我将会拒绝这项提议——或许我的理由是100万美元太少了。然后，他可能建议将奖金提高为500万美元，但必须扣两次扳机——这便是报酬与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价值投资法当中，情况恰巧相反。如果你以6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其风险大于以4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但后者报酬的期望值却比较高。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其报酬的潜力愈高，风险愈低。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市值为8千万美元。在这一天，你可以将其资产卖给十位买家之一，而且价格不低于4亿美元，甚至还能更高。该公司拥有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以及数家重要的电视台。这些资产目前的价值为4亿美元，因此愿意支付4亿美元的买家并非疯子。
现在，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该企业的市值从8千万美元跌到4千万美元，其bate值也上升。对于用bate值衡量风险的人来说，更低的价格使它受得更有风险。这真是仙境中的爱丽丝。我永远无法了解，用4千万美元，而非8千万美元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其风险竟然更高。事实上，如果你买进一堆这样的证券，而且稍微了解所谓的企业评价，则用8千万美元的价格买进4亿美元的资产，这笔交易基本上没有风险，尤其是分别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进10种价值4000万美元的资产，其风险更低。因为你不拥有4亿美元，所以你希望能够确实找到诚实而有能力的人，这并不困难。
另外，你必须有知识，而且能够粗略地估计企业的价值。但是，你不需要精密的评价知识。这便是本杰明·葛拉厄姆所谓的安全边际。你不必试图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价值8300万美元的企业。你必须让自己保有相当的缓冲。架设桥梁时，你坚持载重量为3万磅，但你只准许1万磅的卡车穿梭其间。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投资领域。
有些具备商业头脑的人可能会怀疑我撰写本文的动机：更多人皈依价值投资法，将会缩小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距。我只能够如此告诉各位，自从本杰明·格雷厄姆与大卫·多德出版《证券分析》，这个秘密已经流传了50年，在我奉行这项投资理论的35年中，我不曾目睹价值投资法蔚然成风。人的天性中似乎存在着偏执的特色，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复杂。最近30年来，学术界如果有任何作为的话，乃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教训。它很可能继续如此。船只将环绕地球而行。但地平之说仍会畅行无阻。在市场上，价格与价值之间还会存在着宽广的差值，而奉行格雷厄姆与多德理论的人也会繁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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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为巴菲特演讲全文的中文翻译。
从以上9张表可以看出，来自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者们，在不同的年度业绩差异往往极大，如在1969年，表1显示施洛斯公司的业绩是惨淡的-9%，而表2显示TWWDDY-BROWNE公司在1969年取得了12.7%的正收益。表3显示查理芒格在1970年收益是下跌0.1%，而表4显示同年比尔鲁昂的红杉基金取得了12.1%的收益，尽管他依然在当年跑输了标普500指数8.5个百分点（1970年道标普500涨幅20.6%）。其他年份这些情况也常常存在，大家有时间可以在表1-表9中间多加观察。
由此这群来自同一都市的投资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持股策略，才会有如此大的单年度业绩差异，可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而且在某些年份大师们的基金业绩常常会大幅跑输大盘基准指数，在1970-1973年“漂亮50”莺歌燕舞的日子里，红杉基金的比尔鲁昂可谓承受着连续跑输大盘的巨大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将到达。到了1984年，红杉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8%，远超同期10%的标普500，当年可怜的鲁昂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价值经常迟到，却从未缺席。
笔者认为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资金的完全支配能力，可以耐心地穿越周期，而机构投资者每天都在担心客户是否会在熊市的尽头赎回基金份额，每年都在担心业绩排名是否会因暂时的落后被炒鱿鱼，我想比尔鲁昂如果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的话，不会躲在桌子底下不敢接电话。
这里特别想提到的一位是低调却长期成绩卓越的沃尔特施洛斯，文中表1是他的战绩，长期股票收益率高于老巴，巴菲特的演讲中也特别指出“沃尔特的持股极为分散，他相对不太关注企业的本质，我的思想几乎无法对他有任何影响”。巴菲特素以集中持有能力圈内研究透彻的股票而闻名，施洛斯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只做捡烟蒂投资，依然可以获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老巴是85%格雷厄姆+15%费雪的话，那施洛斯就是100%的格雷厄姆了。
查理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投资业绩与巴菲特差别巨大，可见他俩的持股一定的差之千里，甚至完全没有交集的，但这依然不妨碍他们成为价值投资路上的精神密友，可谓殊途同归，同样的伟大，不只是战绩，而是人的胸怀和格局。
最后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文字：那个演讲人的名字有点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自助餐（Buffet）” 股票投资不是与众人在圆桌上抢菜吃。股票投资是自助餐，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耐心地就着自己的节奏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吃，不用理会他人吃了多少，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了，你喜欢吃什么唯自己知道。 [[笑]]
作者：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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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如此！但是，我要提供一组投资者的绩效供各位参考，他们长期的表现总是超越史坦普500种股价指数。他们的绩效即使纯属巧合，这项假说至少也值得我们加以审查。审查的关键事实是，我早就熟识这些赢家，而且长年以来便视他们为超级投资者，最近的认知也有十五年之久。缺少这项条件——换言之，如果我最近才从成千上万的记录中挑选几个名字，并且在今天早上提供给各位——我建议各位立即停止阅读本文。我必须说明，所有的这些记录都经过稽核。我必须再说明，我认识许多上述经理人的客户，他们长年以来所收取的支票确实符合既有的记录。
在进行审查之前，我要各位设想—场全国性的掷铜板大赛。让我们假定，全美国2．25亿的人口在明天早晨起床时都掷出一枚一美元的铜板。早晨太阳升起时，他们都走到门外掷铜板，并猜铜板出现的正面或反面。如果猜对了，他们将从猜错者的手中赢得一美元。每大都有输家遭到淘汰，奖金则不断地累积。经过十个早晨的十次投掷之后，全美国约有2．2万人连续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人所赢得的资金约超过1000美元。
现在，这群人可能会开始炫耀自己的战绩，此乃人的天性使然。他们可能保持谦虚的态度，但在鸡尾酒宴会中，他们偶尔会以此技巧吸引异性的注意，并炫耀其投掷铜板的奇异洞察力。
假定赢家都可以从输家手中得到适当的奖金，再经过十天，约有215个人连续二十次猜对掷铜板的结果，每个人并赢得大约100万美元的奖金。输家总共付出2．25亿美元，赢家则得到2．25亿美元。
这时候，这群人可能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中：他们可能开始着书立说：“我如何每天早晨工作30秒，而在二十天之内将—美元变成100万美元。”更糟的是，他们会在全国各地参加讲*会，宣扬如何有效地投掷铜板，并且反驳持怀疑态度的教授说，“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会有我们这215个人呢?”
但是，某商学院的教授可能会粗鲁地提出—项事实，如果2．25亿只猩猩参加这场大赛，结果大致上也是如此——有215只自大的猩猩将连续赢得20次的投掷。
然而，我必须说明，前述事例和我即将提出的案例，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重大差异。旨先，如果(a)你所选择的2．25亿只猩猩的分布状况大致上和美国的人口分布相同；如果(b)经过20天的竞赛，只剩下215只赢家；如果(c)你发现其中有40只猩猩来自于奥玛哈的某个动物园，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你会询问猩猩管理员各种问题，它们吃什么饲料、是否做特殊的运动、阅读什么书籍……换言之，如果你发现成功案例有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则你希望判定此异常的特色是否是成功的原因。
记住这个地方，这里盛产会投硬币的大猩猩。
科学的调查也遵循此一形态。如果你试图分析某种罕见的癌症原因——例如，美国每年只有1500个病例——而你发现蒙大拿州的某个矿区小镇便产生400个病例，则你必然对当地的饮水、病患的职业或其他种种变数产生兴趣。你知道，在—个小镇中发生400个病例，绝不是随机因素所造成。虽然你未必了解病因，但你知道从哪里着手调查。
除了地理国家，还有其他方式可以界定起源。除了地理的起源，还有我所谓“智力的起源”。我认为各位将在投资领域发现，不成比例的铜板投掷赢家来自于一个极小的智力村庄．它可以称为“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这个特殊智力村存在着许多赢家．这种集中现象绝非巧合所能够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非比寻常的集中现象也可能不重要。或许有100个只是模仿某一位极具说服力的领导者，而依其主张来猜测铜板的投掷结果。当他猜正面，100个追随者也会自动地做相同的猜测。如果这一位领导者是属于最后215位赢家之一，则这100也便属于同一个智力起源，这项事实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100个案例实际上只代表一个案例。同理，假定你生活在一个父权结构极为严密的社会，而美国每一个家庭都恰好以父亲马首是瞻。20天之后，你将发现215位赢家是来自于21．5个家庭。若干天真的分析师可能因此而认为，成功地猜测钢板投掷的结果，其中具有高度的遗传因素。当然，这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所拥有的不是215位个别赢家，而只是21．5个随机分布的家庭。
我所要考虑的这一群成功投资者，共有一位共同的智力族长——本杰明·格雷厄姆。但是，这些离开此智力家族的孩童，都是依据非常不同的方法猜测他们自己的“铜板”。他们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买卖不同的股票和企业，但他们的综合绩效绝对无法用随机因素加以解释。他们做相同的猜测，并不是因为领导者下达某一项指令，因此也无法用这种方式解释他们的表现。族知只提供了猜测铜板的智力理论，每位学生都必须自行决定如何运用这项理论。
来自“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所具备的共同智力结构是：他们探索企业的价值与该企业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他们利用其间的差异，却不在意效率市场理论家所关心的问题：股票究竟在星期一或星期—：买进，或是在一月份或七月份买进……。当企业家买进某家公司时——这正是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透过上市股票所从事的行为——我怀疑有多少人会在意交易必须发生于某个月份或某个星期的第一天。如果企业的买进交易发生在星期一或星期五没有任何差别，则我无法了解学术界人士为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探讨代表该企业部分股权的交易发生时的差异。毋庸多说，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投资者并不探讨bate、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证券投资报酬本的变异数。这些都不足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难以界定上述学术名词。他们只在乎两项实数：价格与价值。
面对图形分析师所研究的价量行为，我始终感觉惊讶。你是否会仅仅因为某家公司的市场价格在本周或前一周剧扬．便决定购买该企业呢?在日前电脑化的时代，人们之所以会大量研究价格与成交量的行为，理由是这两项变数拥有了无数的资料。研究未必是因为其具任何功用；而只是因为资料既然存在，学术界人士便必须努力学习操作这些资料所需要的数学技巧。—旦拥有这些技巧，不去运用它们便会带来罪恶感，即使这些技巧的运用没有任何功用，或只会带来负面功用．也在所不惜。如同一位朋友所说的，对一位持铁锤的人来说，每—样事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我认为，这一群具有共同智力起源的投资者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虽然学术界不断地对价格、成交量、季节性、资本规模以及其他变数，研究它们对股票绩效的影响，但这群以价值为导向赢家的方法却毫不受人关心。
关于这一项绩效的研究，我首先要追溯到从1954年到1956年间，工作于Greham—Newman公司的四位伙伴。我们总共四个人——我并不是从数以千计的对象中挑选这四个人。在我选修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课程之后，我要求进人Graham—Newman公司担任无给职的工作，但格雷厄姆却以价值高估而拒绝了我的要求。他对价值看得非常严重！经我不断地恳求，他最后答应雇我。当时公司有三位合伙股东，以及我们四位“学徒”。公司结束经营之后，我们四个人陆续在1955年到1957年间离开公司，目前只能够追踪其中三个人的投资记录。
第一个案例是沃尔特·施洛斯。沃尔特从来没有念过大学，但他在纽约金融协会参加了本杰明·葛雷厄姆的夜间课程。沃尔特在1955年离开Greham—Newman公司。以下是“亚当·史密斯”——在我和他谈论有关沃尔特的事迹之后——在《超级金钱》(Supermoney，1972年) 一书中对他所做的描述：
他从来不运用或接触有用的资讯。在华尔街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人提供他有关投资的观念。他只参考手册上的数字，并要求企业寄年报给他，情况便是如此。
当沃尔特介绍我们认识时，他曾经描述“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在管理别人的资金，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于风险的厌恶。”他有高尚的品格．并以务实的态度自持。对他来说．金钱是真实的，股票也真实的——并从此而接受了“安全边际”的原则。
沃尔特的投资组合极为分散，目前拥有的股票远越过100支。他了解如何选股，将价格远低于其价值者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便是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担心目前是不是一月份，不在乎今天是不是星期一，也不关心今年是不是大选年。他的想法非常单纯，如果某家公司值一美元，若我能够以40美分买进，我迟早会获利。他便是如此不断地行动：他所持有的股票种类远比我的多——而且比我更不关心企业的本质；我对沃尔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长处之—，没有人能够对他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第一位是Walter。这是他的业绩：
第二个案例是汤姆·科纳普，他曾经和我一起在Greham—Newman公司工作。汤姆于大战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化学，大战结束之后，他经常在海滩游荡。某一天，他得知大卫·多德将在可伦比亚大学开夜间投资课程。汤姆以旁听方式选修该课程，之后他对投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正式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且获得了MBA学位。35年之后，我拨电话给汤姆，确定某些有关此一主题的事，我发现他仍然在海滩游荡。惟—的差别是．他目前拥有一片海滩！
在1968年，汤姆与艾德·安德生——也是葛拉汉的信徒——以及其他一、两位有共同信念的人，组成了帝地布朗合伙公司。帝地布朗合伙公司的投资高度分散。他们偶尔会从事控制股权的投资，但其被动式的投资绩效约略等于控权式投资的表现。
表3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第三位员工的投资业绩记录。他在1957年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他做出的最明智的决策是在1969年结束合伙公司。从此之后，伯克夏.哈撒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伙公司的延续。我无法给各位单一的指数，用以合理地测试伯克夏公司的投资管理。但是，我认为各位不论如何考验它，它的表现一直都令人满意。
表4是红杉基金经理人比尔·卢昂的投资业绩记录，我在1951年格雷厄姆的讲座中认识他。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华尔街。稍后，他发觉需要接受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参加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讲座，我们便相逢于1951年初。从1951年到1970年间。比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当小，绩效却远比大盘来得好。当我结束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务时，我要求比尔成立—个基金公司，来管理我们合伙股东的资金，他于是成立了红杉基金。他成立基金的时机非常不利。他面临两个层次的市场，以及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者相当难以运作的情况。我十分乐于提及一点．我的合伙股东不仅继续委托他管理，还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且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
其中并不涉及后见之明。比尔是我推荐给合伙股东的惟一人选，我当时就表示，如果他的绩效能够高出史坦普指数四个百分点，这便是非常稳固的表现。比尔的绩效远甚于此，而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不断地扩大。这使得管理愈来愈困难。资金规模是绩效的拖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意味当资金规模扩大，你的表现便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只是超越的幅度会缩小。如果你所管理的资金是2兆美元，则你的表现必然无法超越平均水准，因为你的资金规模便是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
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截至目前我们所观察的记录，投资组合在整段期间都几乎没有重叠。他们都是根据价格与价值间的差异来选股，选择的标的也截然不同。沃尔特的最重要持股都是扎实的企业，如Hudson Pulp&Paper、Jeddo HighHand Coal、New York Trap Rock Company，即使是偶尔阅读金融版新闻的人，对这些企业的名称也耳熟能详。帝地布朗公司所选择的标的则更是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另一方面，比尔的选择标的则是大型企业。这些投资组合极少出现重叠现象。他们的记录并非由某人主导的猜测铜板，其他人则只听命附和。
表5的投资业绩来自于我的—位朋友，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且成立了一家主要的法律事务所。我大约在1960年认识他，并且建议说，法律作为嗜好是件好事，但是他应该做得更好。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他的操作方式和华特迥异，他的投资组合集中在极少数的证券，因此绩效的变动比较激烈，但他仍然依据相同的价值折价法从事投资。他愿意接受绩效的上下震荡，而他恰好是一位精神极度集中的人。他的名字是查理·蒙格，他是我在柏克夏公司从事操作的长期合伙股东。当他自己经营合伙事业时，他的投资组合和我或任何先前所提到的人完全都不同。
表6的投资业绩属于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另一位非商学系出身的人——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之后，他进入IBM，曾经担任推销员的工作。在我网罗查理之后，查理又网罗他。他的名字是瑞克·吉林。从1965年到]983年，史坦普指数的复利成长率为316％，而瑞克的绩效为22200％，这或许是因为他缺乏商学教育背景，他可以视为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
在此撇开主题：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人若不能够立即接受这项概念，就永远不会接受它。它就像注射药剂。如果它无法立即抓住这个人，则我认为即使你长期地说服他，并且展示各种记录，你也无法让他接受。这是很单纯的概念，但他们就是无法领悟。类似瑞克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正式商学教育的背景，却可以立即领会价值投资法，并且在五分钟之后便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曾见过任何人，会在10年之后才逐渐地皈依这种方法。它似乎和智商或学术训练无关。它是顿悟，否则就是拒绝。
表7是史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的投资业绩。他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Bozell＆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股东之—。我们的办公室恰好于奥玛哈市的同一幢大楼。1965年，他认为我所经营的事业比他的行业要好，于是他离开广告业。再—次地，史坦于五分钟之内就接受了价值投资法。
史坦所持有的股票与沃尔特的不同。他所持有的股票也和比尔不同。他们都是独立的记录。但是，史坦买进每—支股票时，都是因为他所获得的价值高于他所支付的价格。这是他惟一的考虑。他既不参考每一季的盈余预估值，也不参考明年的盈余项估值，他不在乎当时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的投资研究报告，他无视价格动能、成交量与其他类似的变数。他只提出一个问题：该企业值多少钱?
表8与表9的投资业绩记录分别属于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他是唯一两家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胡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
表8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 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几年之前，他们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本段采用刘建位的翻译
表9的投资业绩属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the Becker survey of pension funds）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来自于“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 的“铜板投掷者”，是我根据他们的投资决策架构，在多年前便选定了他们。我了解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而且知道他们的智慧、个性和脾气。我们务必了解，这群人只承担了一般水准以下的风险；留意他们在股市疲弱期间的记录。他们的投资风格虽然大不相同，但心态上始终恪守：买进的标的是企业，而非企业的股票。他们当中有些人偶尔会买下整个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是购买企业的—小部分。不论买进整体或一部分的企业，他们所秉持的态度完全相同。在投资组合，有些人持有几十种的股票；有些人则集中少数几支股票。但是，每个人都受惠于企业市场价格与其内含价值之间的差值。
我相信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没有效率的现象。这些来自于“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人成功地掌握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缺口。华尔街的“群众”可以影响股票价格，当最情绪化的人、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肆意驱动股价时，我们很难辩称市场价格是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市场经常是不合理的。
我想提出有关报酬与风险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报酬与风险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一支六发弹装的左轮*，并且填装一发子弹。你可以任意地拨动转轮，然后朝自己扣一次扳机。如果你能够逃过一功，我就赏你100万美元。”我将会拒绝这项提议——或许我的理由是100万美元太少了。然后，他可能建议将奖金提高为500万美元，但必须扣两次扳机——这便是报酬与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价值投资法当中，情况恰巧相反。如果你以6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其风险大于以4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但后者报酬的期望值却比较高。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其报酬的潜力愈高，风险愈低。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市值为8千万美元。在这一天，你可以将其资产卖给十位买家之一，而且价格不低于4亿美元，甚至还能更高。该公司拥有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以及数家重要的电视台。这些资产目前的价值为4亿美元，因此愿意支付4亿美元的买家并非疯子。
现在，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该企业的市值从8千万美元跌到4千万美元，其bate值也上升。对于用bate值衡量风险的人来说，更低的价格使它受得更有风险。这真是仙境中的爱丽丝。我永远无法了解，用4千万美元，而非8千万美元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其风险竟然更高。事实上，如果你买进一堆这样的证券，而且稍微了解所谓的企业评价，则用8千万美元的价格买进4亿美元的资产，这笔交易基本上没有风险，尤其是分别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进10种价值4000万美元的资产，其风险更低。因为你不拥有4亿美元，所以你希望能够确实找到诚实而有能力的人，这并不困难。
另外，你必须有知识，而且能够粗略地估计企业的价值。但是，你不需要精密的评价知识。这便是本杰明·葛拉厄姆所谓的安全边际。你不必试图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价值8300万美元的企业。你必须让自己保有相当的缓冲。架设桥梁时，你坚持载重量为3万磅，但你只准许1万磅的卡车穿梭其间。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投资领域。
有些具备商业头脑的人可能会怀疑我撰写本文的动机：更多人皈依价值投资法，将会缩小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距。我只能够如此告诉各位，自从本杰明·格雷厄姆与大卫·多德出版《证券分析》，这个秘密已经流传了50年，在我奉行这项投资理论的35年中，我不曾目睹价值投资法蔚然成风。人的天性中似乎存在着偏执的特色，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复杂。最近30年来，学术界如果有任何作为的话，乃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教训。它很可能继续如此。船只将环绕地球而行。但地平之说仍会畅行无阻。在市场上，价格与价值之间还会存在着宽广的差值，而奉行格雷厄姆与多德理论的人也会繁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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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为巴菲特演讲全文的中文翻译。
从以上9张表可以看出，来自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者们，在不同的年度业绩差异往往极大，如在1969年，表1显示施洛斯公司的业绩是惨淡的-9%，而表2显示TWWDDY-BROWNE公司在1969年取得了12.7%的正收益。表3显示查理芒格在1970年收益是下跌0.1%，而表4显示同年比尔鲁昂的红杉基金取得了12.1%的收益，尽管他依然在当年跑输了标普500指数8.5个百分点（1970年道标普500涨幅20.6%）。其他年份这些情况也常常存在，大家有时间可以在表1-表9中间多加观察。
由此这群来自同一都市的投资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持股策略，才会有如此大的单年度业绩差异，可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而且在某些年份大师们的基金业绩常常会大幅跑输大盘基准指数，在1970-1973年“漂亮50”莺歌燕舞的日子里，红杉基金的比尔鲁昂可谓承受着连续跑输大盘的巨大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将到达。到了1984年，红杉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8%，远超同期10%的标普500，当年可怜的鲁昂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价值经常迟到，却从未缺席。
笔者认为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资金的完全支配能力，可以耐心地穿越周期，而机构投资者每天都在担心客户是否会在熊市的尽头赎回基金份额，每年都在担心业绩排名是否会因暂时的落后被炒鱿鱼，我想比尔鲁昂如果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的话，不会躲在桌子底下不敢接电话。
这里特别想提到的一位是低调却长期成绩卓越的沃尔特施洛斯，文中表1是他的战绩，长期股票收益率高于老巴，巴菲特的演讲中也特别指出“沃尔特的持股极为分散，他相对不太关注企业的本质，我的思想几乎无法对他有任何影响”。巴菲特素以集中持有能力圈内研究透彻的股票而闻名，施洛斯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只做捡烟蒂投资，依然可以获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老巴是85%格雷厄姆+15%费雪的话，那施洛斯就是100%的格雷厄姆了。
查理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投资业绩与巴菲特差别巨大，可见他俩的持股一定的差之千里，甚至完全没有交集的，但这依然不妨碍他们成为价值投资路上的精神密友，可谓殊途同归，同样的伟大，不只是战绩，而是人的胸怀和格局。
最后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文字：那个演讲人的名字有点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自助餐（Buffet）” 股票投资不是与众人在圆桌上抢菜吃。股票投资是自助餐，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耐心地就着自己的节奏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吃，不用理会他人吃了多少，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了，你喜欢吃什么唯自己知道。 [[笑]]
作者：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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